张振勋(1840-1916)近代华侨资本家。字弼士，号肇燮。大埔人。

1856年赴荷属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谋生。后获准承包酒税、典当税及一些地区的鸦片烟税，获巨利。从1866年起，先后开办裕和、亚齐、笠旺、万裕兴垦殖公司，东兴矿务公司，广福、裕昌轮船公司等，成为南洋巨富。1892年后历任清政府驻槟榔屿首任领事、新加坡总领事、中国通商银行总董、粤汉铁路总办、佛山铁路总办。

1894年后在国内投资兴办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广厦铁路公司、广西三岔银矿、惠州福兴玻璃厂、雷州垦牧公司等。1903年获赏侍郎衔，三品京堂候补。主张抵制洋货，以商战收回利权。1905年赏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继任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督办铁路大臣。

1910年任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1912年后，历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南洋宣慰使、华侨联合会名誉会长等。1915年发起组织赴美实业考察团，筹办中美银行。还热心捐资办学。1916年9月12日病逝于巴达维亚。

1904年10月26日，南洋华侨巨商张振勋因捐巨款办实业受到清廷封赏和重任。张振勋，1841年12月21日生，广东大埔县人，早年飘流海外。14岁到达荷属巴达维亚，充当杂工，稍有积蓄，即租地经营垦植椰子、橡胶，后又投资锡矿和航运、银行等业，取得了卓著成效。张氏对于振兴祖国工业也投了不少资本。除办佛山机器制造厂、广州机器织布厂以及玻璃、盐务、银矿等之外，1895年在烟台创办张裕葡萄酒厂，该厂所产酒品享誉中外。

1903年张振勋捐资20万两兴办路矿学堂，清廷赐以侍郎，衔为三品京堂候补。次年10月，张振勋上书，陈述振兴商务12条款，建议清政府采取招商的办法承办农工路矿，提倡抵制洋货，以商战的办法收回失去的利权等。在朝野中引起很大的反响。清廷表示要采纳他的建议，并赏给他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任命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督办闽广农工路事宜。张振勋受爵回到南洋后，在槟榔屿复捐资8万元创办中华学校，并在南洋筹设华侨总商会。

作为官员张振勋谋划实业救国，作为华侨他还将自己海外积累的大量资金投资祖国，兴办工矿事业，特别是投资创办的张裕酿酒公司，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１８９０年，张振勋在巴达维亚出席法国领事举行的一次宴会时，听到法国领事说，如果用山东烟台产的葡萄酿酒，酒味香醇，不亚于法国的白兰地，于是便萌发了在山东建立酒厂的念头。两年后，他赴烟台考察，并着手创办张裕葡萄酿酒公司。

他投资300多万银元，购地千亩，引进欧美葡萄良种，进行栽植。在栽植良种的同时，他聘请美国、日本的工程师参与兴建厂房，进口机械设备，注册登记，招工训练。经过近10年的苦心经营，公司初具规模。２０世纪初，酒厂能生产红白葡萄酒近20个品种，行销全国，与茅台酒并列，为当时八大名酒之一。

1915年，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张振勋带着自己公司酿造的三种酒参展，结果一举获得金质奖章，从此张裕公司酿制的金奖白兰地闻名于世，奖章缩印在商标上，一直延用至今。在巴拿马当地侨团举办的欢庆宴会上，张振勋自豪地说，在这盛大的酒宴中，一眼望去，锦绣大堂，全是令人自豪的东西：一是早就世界驰名的中国大菜，一是享誉全球的中国瓷器摆满整个大厅，还有这新近获得国际金牌的中国名酒。唐人是了不起的，只要发奋图强，就能后来居上，祖国的产品就会成为世界名牌。一个世纪过去了，尽管张裕公司经历了百年的风霜，张裕的品牌却留存了下来，创始人张振勋那种不畏艰难、发愤图强、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传扬。

50岁出头以后，张振勋亦商亦官，先后做过驻新加坡总领事、粤汉铁路督办等职。1904年获光绪帝第三次召见，并被任命为督办闽粤农工路矿大臣和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就在这年的11月，张振勋给商部写了一份奏折，将他吸收利用侨资的计划和盘托出。其主张有这样三个要点：

第一、在工作切入点上，由于“外埠华商，籍隶闽、粤者，十人而九，其拥厚资善经营者，指不胜屈”，所以“振兴商务，尤非自闽、粤等省入手不可”。

第二、在具体做法上，商部派要员周历各埠切实开导时，讲究的是“动之以祖宗庐墓之思，韵之以衣锦还乡之乐”，要拨动华侨乡情那根敏感的神经。

第三、在发展顺序上，先由督办在闽粤“凑集华资，认真提倡，选择要地，筑路一段，开矿一区”，等到“著有成效昭示大信”之后，“再劝华商出其资财，承办各项公司，极力经营”，并“由南至北，逐步扩充”。

张振勋的奏折得到商部赞张振勋不仅提出吸收利用侨资的主张，而且还身体力行回国办厂。其中值得称道的是，1894年他出资300万银元在山东烟台创办的张裕葡萄酒公司。这个公司一直延续至今，该厂生产的上等葡萄酒被列为中国名酒之一。

1916年9月，张振勋在印尼巴达维亚病逝，享年75岁。遗体运回家乡安葬，途中荷兰及英国殖民当局下半旗致哀，百姓则点香路祭。人们用各种方式来悼念这位曾叱咤风云的商界奇才。同，并呈报光绪帝获得批准。当然，今天的吸收利用华侨资本与清朝末年不可相提并论，不过上述这些见解即便是一百多年后来看，依然能给人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