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支刘姓族人是从兴宁岗背过来的”

    记：据说您能说一口流利的客家话，您是在香港新界屯门土生土长的，关于您的祖籍，应该是惠州惠城区陈江镇。但我们还看到有的报道说您是深圳宝安客家人，有的说您是江西客家人，关于这个问题，您有没有去寻访过？

    刘：你们看，我能说客家话，但可能与你们梅州的客家话有一点点不同（记者注：带着明显的宝安、惠州地区客家口音）。关于祖籍问题，据《新安县志》记载，今日香港岛和周围的岛屿，以及对岸的九龙、新界等，在未割让给英国以前，是属于广东广州府新安县管辖的，新安就是今日的宝安。至于说我是江西的客家人，可能是说源流的关系。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百几代啦。我们这支刘姓族人都是从兴宁（岗背刘姓）、梅县、惠州这样流徙来的。兴宁岗背有个刘氏宗祠，我们都是从那里传过来的，而兴宁是和江西接界的嘛。由中原来到江西的赣州、兴宁——在井冈山下面有一条村，都是刘姓，和兴宁是一脉的。从兴宁的祖宗传下来，至今已经五、六百年了。从族谱上看，我们是大约十三、四代从兴宁经梅县逐渐搬到惠州，明末清初由惠州搬到香港（即当时的新安县）。后来岗背的祠堂重建啦（记：您也出了钱吧？）——对，我去看过，一点心意啦。另外，我跟曾宪梓、何冬青等朋友都回过梅县，我的一个梅县的伙计结婚，我也回去过。

                                                                     刘皇发先生（左三）在何冬青先生引领下，于2008年春到梅州寻根问祖。

    记：我们知道香港的客家人主要居住在新界，是新界的原住民。您能否简单向我们介绍一下新界客家人的一些基本情况。

    刘：因为比较迟到新界这个地方寻找活路，所以在山区地方就多数是客家人。在新界来说，客家人占多数，大约70%左右，多数是从梅县、惠州等地迁来的。早期大都是以从事农业为主，1960年代以后，去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比较多。因为香港缺水，农地失耕，许多人只好再次外迁。1960年代以后，新界应该有二、三十万人迁往欧洲，其中迁往英国、荷兰的比较多，开始大部分从事餐馆工作，但到第二代、第三代多数学业有成，开始从事教授、医生、律师等职业。

    年少受苦，“雨水泡饭当汤饮”

    记：香港开埠以来，新界一直是较迟开发的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请问您是如何抓住机遇，发展壮大自己的企业的？

    刘：新界是1898年英国人向清朝提出来，界址要扩大、要保护香港，而进行租借的。因为比较迟才分离出大陆，所以新界人对祖国那种依恋的感情会浓一些。当年新界人都群起反对殖民统治，曾经同英国军队、警察有过冲突。由于新界是英国向当时的清政府租借的，租借条约规定新界的土地除了衙门、炮台、公路等，是不允许征来做其它的。直至1970年代，港英政府与新界乡议局加强沟通，逐步开发，经济才开始起飞的。

                                                                                刘皇发（前排左六）1970年首度当选屯门乡事委员会主席。

    至于说到我个人的事业，也即是伴随着新界的开发和发展，利用天时地利人和，抓住机遇，逐步将事业推上去的。我是家里的独子，在灵山中学初中毕业后，我曾回去耕田，后来在九广铁路公司做路轨上漆工作，再后来在元朗开设杂货铺，经营小生意，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发展起来的。现在我主要从事的是土地开发、物业、酒店饮食业等，拥有几十间公司的股份。同时，因为我担任了香港行政会议成员的公职，每年须向立法会利益申报，因此从去年开始，我已辞去了11间公司的董事职位。我这样做，是有鉴于担任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责任十分沉重，要花很多心机，去年开始逐步辞去相关职位，是希望能够专心处理新界及议会的工作。服务社群我已预计会十分辛苦的了，但能够为市民服务也是一种乐趣。

    我有5个子女，2个儿子3个女儿。目前大儿子协助我打理生意，准备接班。他叫刘叶强，我是永同益的董事会主席，他是总经理。

    记：听说您小时候家里非常贫穷，曾经雨水泡饭当汤饮、甚至在田基上用禾秆草一铺就当床睡，是这样吗？您能跟我们说说小时候的故事吗？

    刘：那时在农村，由于没有鞋穿，要“打大赤脚”；粮食不足，只好挨饿；那时的对外交通网络也差，常常要走很远的路……耕田时由乡村龙鼓滩去到流浮山，吃什么是没得挑选的，好坏都是一餐……由于6、7月份农事忙，唯有守在田里，吃饭、睡觉都不离田。有时候吃着饭下起了大雨，从天上降落下来的的雨水流到碗里，就成了“汤”了，好在我小的时候身体算好，吃下去都没有生病。有时候种禾过夜，在田基上用禾草一铺就当床睡了，这是常有的事。

    “我的成长，和母亲的教导培育分不开”

    记：早在1960年，您就担任屯门龙鼓滩村村代表，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新界乡村代表。而今50年过去了，目前您又是香港立法会最年长的议员，与林伟强、张学明、李国英合称“立法会乡事四子”。从“最年轻”到“最年长”，请问，您是如何以地方实力派人士的身份走向从政之路的？

    刘：小时候，我家里很穷。看到村里的人比较辛苦，就想，有什么办法能帮他们摆脱贫苦的生活。我小时候读书不多，跑了多年江湖做杂工，没有什么成绩，内心却希望能帮忙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我1959年担任龙鼓滩村村长，1961年正式获选，我是由基层做上去的。由村到乡，再由乡议局、区议会到立法会。大学生不会愿意做村长，因为很受气，要任劳任怨，与村民打交道也容易对牛弹琴。当年我有70元鞋金（有别于袍金），因为跑的地方太多，鞋容易破，现在连这些津贴也没有了。

    2008年7月香港新界乡议局第7次组团访京，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与刘皇发团长（左二）何冬青秘书长（左一）热情祝酒。

    记：许多人亲切地把您称为“发叔”，也有人说您是“屯门皇帝”、“新界皇帝”，这些称谓或者叫法是怎么来的？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刘：称呼是随着年龄而变化的，年轻时长辈叫我“发仔”，中年时村人叫我“发哥”，现在年纪大了，人们称我“发叔”，可能显得亲切点吧。至于“屯门皇帝”、“新界皇帝”，那是外面的人说的，他们可能形容我好多问题都有机会做“和事佬”，帮助解决。同时，做乡议代表的时间比较长，四、五十年了，在政府事务发展过程中，我出面协调的很多，有些问题政府解决不了的我出面解决，这也可能是一个原因吧。

    记：刘先生，据说您和母亲的感情特别深厚，能跟我们谈谈您的母亲吗？

    刘：我的母亲是在广州长大的，可以说比较有文化。从小开始，我就受到了她的熏陶和教育。

    我的母亲原名伍少英，后改为伍氏英，生于1910年，2006年96岁时离开我们。母亲生于广州西关富裕人家，幼承庭训，知书识礼。19岁时因军阀战乱、时局动荡而嫁到新界龙鼓滩。母亲勤俭持家供我上学，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经常给我讲历史掌故，例如“囊萤夜读”、“凿壁偷光”、“孔融让梨”等等，教我做人的道理。要我谨记“贫穷并不可耻，懒惰才是羞辱”。我的成长，与我母亲的教导培育分不开。“你继续努力啦！”这句平淡无奇的鼓励，是我母亲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让我倍添力量。母亲90岁时，我每天早上都要陪母亲去饮早茶、聊天，一尽孝道。我有今日的成就全赖母亲的支持。她也鼓励我出来参选，常常无微不至地关怀我，细心体贴。以前，每当我要出门的时候，她会提前帮我兑换好外币，去英国换成英镑，去美国换成美金，去内地就换成人民币。2006年她离开尘世后，我就一直在身上带着一本纪念她的小册子。　

    “新界地王”爱赛马

    记：除了赛马您有哪些兴趣爱好？您加入香港赛马会多长时间了？为什么您的马匹都以龙船两字来命名，如猛龙船、金龙船、龙船、大龙船、龙船义浩、真龙船。

    刘：除了跑马，还喜欢打麻将、打高尔夫球。加入香港赛马会30多年了。马匹全部要用上“龙船”的名，因为这个名是我的母亲起的。以前有座祖墓叫“龙船石”，从梅县搬来以前，那里有一个祖居地叫“龙虎墟”，搬到这里之后，村子叫“龙鼓滩”，俗语又说“龙船快过马”。当年我在征求母亲的意见，对马匹命名时，她就说取龙船的名，所以后来我的马匹名都有“龙船”两个字。

    “我有时间也会参加客商大会”

    记：屯门的发展包括新界地区的发展，对目前在广东仍然处于经济落后地区的梅州来说，有什么启示和借鉴意义？

    刘：新界以前也是落后的边远山区，梅州我认为发展的潜力会比新界要好。香港俗称是“弹丸之地”，而东江那边一路过去，地广人勤，山青水美，又连结着许多大城市，我相信梅州将来会在广东省崛起的。

    记：世界客商大会将于今年10月在梅州召开，在参加了上次的“梅州乡情通报会”后，请问您对大会的召开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刘：要联络好其他地区的客家人，一定会举办成功的。我们主要多做好协调和推广，争取让多一点的新界的客家乡亲和商界人士知道这件事，我有时间也会回去参加。

    “天下客商”题字：曾宪梓

    总策划：李向阳　陈国章

    统筹：王赢杰

    协调：杨瑞春

    撰文：陈金和　陈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