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景贵（1821—1898）为马来亚侨领，原名嗣文，增城福和人。马来亚锡矿业巨子。倡建增龙会馆，兴办华侨学校，被英国殖民当局授予其“甲必丹”武官职衔。同治九年（1870）直隶大水灾，捐巨款赈济。李鸿章上报朝廷褒扬其义举，赐“急公好义”牌匾于其故里。

    光绪十一年（1885）法国殖民军侵犯南疆，景贵捐巨款支持抗法，朝廷以其赤诚爱国，赏赐他及妻子林氏夫人以二品荣誉官衔并封赠三代。景贵曾在家乡买良田1000多亩，收田租用于家乡修桥整路，赈灾恤贫，兴办教育。曾出资建增江书院，为县学捐进庠册金。

    郑景贵，字嗣文，号慎之，绥福都（今中新福和）郑新村人。清朝道光元年（1821）出生，光绪24年（1898）去世，享年78岁。他20岁只身闯荡南洋，一番拼搏几乎垄断了马来西亚的矿业，其可敌国的财富不是现在的富豪可比的。解放前增城民间流行这样的话：你钱多多得过郑景贵吗？你好心好心得过郑景贵吗？

    只身闯荡南洋，创造财富神话

    直至今天，与马来西亚华人接触，或者去到香港增城同乡会，人们都很自然就会提起郑景贵。在中国华侨史上，郑景贵是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它既是大富豪，又是大慈善家，他的传奇故事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增城人到南洋谋生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到了道光年间，中国国势趋弱，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大批的增城人开始涌向南洋。

    郑景贵的父亲兴发与二哥景胜先期到马来亚霹雳州谋生，景贵和母亲赖氏则留在家乡耕田。由于多年没有父兄的音信，他结婚之后，20岁那年，遵母命只身到马来亚霹雳州寻父。郑景贵很有经商的天分，初期跟随父兄做些苦力，之后跟随闽商管理财务，积累一些本钱之后，约1858年开始独立经营。

    1848年马来半岛霹雳州的拉律发现锡矿，马来土酋邀请槟城的华人前往开采，大量的广府及客家人蜂拥而去。郑景贵抓住机会，以其过人胆识承包矿山开采。由于他勇于创新，积极吸收英国人的新技术，在矿业界很快就崭露头角，42岁时成为马来半岛最大的矿主，富可敌国。之后他相继在广州、香港、英国、美国等地投资，留下大量的物业，广州的同福西路曾经整条街的商铺几乎都归其所有。

    郑景贵还有过人的领导才能。那时在马来西亚与新西兰的华人境况很相似，基本从事采矿和割橡胶工作，长时间浸泡在积水和淤泥之中，很易患病甚至死亡。但马来西亚华人的境况要比新西兰的稍好，新西兰华人除了工作环境恶劣之外，还要受白人的排挤甚至凌辱打杀，死亡率很高。马来西亚华人很少受外国人欺负，反而是自己内部经常争斗仇杀。

    当时华人中有很多帮会，其中势力最大的是以增城人为主的海山党和以惠州人为主的义兴党，两帮为了争夺矿山发生过三次大规模冲突，死伤无数。郑景贵因为侠义和胆识，1860年被推举为海山党魁。据说他得到一位太平天国逃亡将领的帮助，在帮会争斗中占了上风，帮会成员发展到几万人。但他没有得势不饶人，而是利用自己的威望化解帮会间的矛盾，与死敌义兴帮首领陈亚炎握手言和，陈亚炎还做了他儿子的契爷。

    在他的积极干预下，社会治安大为好转，华人间的地域帮派观念慢慢淡化，社会经济随之繁荣起来。英国殖民当局本来对治安束手无策，因此非常倚重景贵，为了酬谢他的大功，便封他为“甲必丹”（Captain），即华侨首领，拥有12名警察调遣，凡华人事务，都先由他处理。另外他还担任首届霹雳邦议会议员，声望极高，在华人中无人能及。

    富贵不忘家乡，大手笔从事慈善事业

郑景贵是个大慈善家，他的慈善事业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最主要的、贯穿他一生，也可以说最积阴德的善事，是帮助死亡的乡亲安葬、收敛遗骨、运送骨灰回国，让客死异乡的乡亲魂归故里。当时在马来的华人死亡率很高，许多人因无亲无故，只能弃尸荒野，成为异乡的孤魂。

    郑景贵侠义心肠，联络同乡，出资出力购置公共墓地，将那些无法查找家乡亲人的葬于公墓，共同拜祭。那些能找到家乡亲人的则将骨灰运送到香港的东华医院，再转送回新塘的宝善堂（今新塘医院），通知亲人认领。他出巨资捐助东华医院，又倡导并出资成立旅港增邑增义堂，团结旅港乡亲一起做善事。

    旅港增邑增义堂成立于1889年，如今还坚持每年组织同乡到增城人公共墓地拜祭。另外，但凡增城同乡初到大马，景贵先生均安置食宿，直至找到工作有了落脚点。而今马来西亚增城同乡所以如此众多，而且安居乐业，多有成就，与景贵先生鼎力照顾有莫大关系。

    他最大的捐款是给清政府的，主要有两笔。同治九年（1870）国内直隶（今河北省）水灾，哀鸿遍野，总督李鸿章写信请郑先生捐款救济，他便以母亲赖太夫人名义捐了一笔巨款，李总督立即将他的义举表奏朝廷，奉旨颁赠“急公好义”牌匾以表彰他故乡的门庭。

    这笔款的具体数目清单据说还保留在台湾。光绪十一年（1885）法国殖民军从越南进犯犯广西，当时是张之洞做两广东总督，景贵先生又捐巨款为刘永福的黑旗军购买武器，最后打败法国军队。这是没落的清朝少有的一场胜仗。张总督把他的事迹表奏朝廷，朝廷以其赤诚爱国，赏赐他及妻子林氏夫人以二品荣誉官衔并封赠三代。

    其他的善事更是不胜枚举。在马来西亚，但凡振兴教化、赈赈灾恤贫、修桥造路乃至施医赠药等善举皆义不容辞，而所捐必巨。他从1865年起，就捐助槟城的大伯公庙、增龙会馆、五福书院、岭南古庙、何仙姑庙等，甚至资助英国人办的大英义学。对家乡的教育他尤为重视，曾在广州捐三千金已设立进学册金局（奖学金），又出资建增江书院，为县学捐进庠册金。

    景贵在家乡买良田1000多亩，收田租用于福和地区修桥整路，赈灾恤贫，兴办教育。现居中新、曾读黄埔军校14期、现已104岁的郑国雄老人讲，1948年淮海战役后，他回到郑新村当管家，管理这些田产。当时增城第一任县长罗声带的东三支游击队在福和山区活动，郑国雄带人担了10担谷送给游击队，罗声很奢侈地用咸鱼招待他。

    郑景贵的家世及对后世的影响

    郑先生的元配夫人林氏，还不到十五岁就和他结婚，那时郑家贫寒，林氏即助郑先生耕种，同甘共苦。郑先生二十岁出国后，养母之责便全部落到她的身上。林氏夫人有男子气概，她将家务一肩承担，于极困难环境中，养成坚贞志节。郑先生在海外经商致富后，怕母亲年老，不便出洋，便留夫人在家乡服待老母，自己则两年回家省亲一次。

    郑先生领二品官衔后，林氏夫人便被封为二品夫人，在邑中很有地位。邑中盗贼知道郑家有钱，曾前后两次来攻，都为林氏夫人督率乡人击退，足见她的智勇过人。她年老时移居香港，依然精神奕奕，走路不要人扶，毫无龙钟之态，民国二十一年，她才在香港逝世，享寿一百零七岁。

    郑景贵有子九人，名大养、大仁、大日、大平，大昌、大元、大器、大祥、大金，四子大平（1876-1935）最为杰出，动业不下于他的父亲。1918年第一个获准发行个人钞票，成为金融业的泰斗之一。大平也在槟城活跃，一度成为槟州中华总商会董事。景贵先生的孙曾辈也已事业成功，如香港的国安、国生、以及曾孙中枢（郑中均中学设有中枢楼）、中邦，都有祖上遗风，乐善好施。

    国安曾任旅港增城同乡会会长，中枢任副会长和同乡会学校董会董事，对同乡会的贡献很大。郑景贵对后世的影响如今依然很大，他资助建成的各类古庙和积极促成的增龙会馆，对维系乡亲感情、传播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作用巨大。据马来西亚增龙会馆总会长黄润松讲，他们非常重视家乡传统的保存，媳妇和女婿回家一律要讲客家话。

    他们特别敬重何仙姑，每两年为何仙姑像换衣服的仪式搞得庄重而恭敬，为了找到质地好的衣服，他们还托增城侨联《荔乡情》编辑部到广州潮州寻找。香港增邑增义堂、旅港增城商会、旅港增城同乡会每年举行两次敬老助学大型茶话会，近千增城乡亲相聚一堂，共叙乡谊，也是拜景贵先生所赐，他当年留下的一栋物业租金足以支撑同乡会活动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