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比较的方法，探讨一下中、朝、日道教文化的共同点和相异处，对深刻认识三国的文化很有启发意义。

    一、中、朝、日道教文化的共同点

    (一)道教文化的建树皆基于自己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上。

    中国道教是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但中国道教传播到朝鲜、日本，作为接受主体并没有把它看作是异质的东西，因为在自已民族的固有文化中也有很多和原始道教同质的成份或因素。

    中国、朝鲜、日本都是典型的农耕国家。农耕国家离不开土地，离不开“天公”这一神灵。而土地和神灵相联系的文化正是道教产生的基础。在这种文化背景中，人们对土地产生无穷的依赖性，对神灵又恐又敬，总是希望得到神灵的保佑。因此，祭祀神灵，祈盼丰年的信仰仪式在农耕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道教正是在这种原始的信仰仪式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朝鲜和日本，同样作为农耕国家，都有自己固有的类似于中国的农耕文化现象。因此，当道教传入到朝鲜和日本时，并没有象儒学和佛教那样，完全是出于一种理性的自觉选择接受下来的，而更多的是在不自觉的心态中，以认同的方式接受并逐渐融合到自己民族的文化体系中，致使中国道教文化的原来面貌，最终被其传入国的文化所淹没，作为文化整体不复存在了。这同儒佛文化传到朝鲜和日本的情况大不一样。中国的儒学和佛教传到朝鲜以后，从上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变化发展，但其文化的整体面貌、性质依然没有改变。这是中国文化向朝鲜、日本传播过程中，道教不同于儒、佛的一大特点。

    日本也是如此。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大陆的种稻技术传入日本，并在种稻的农耕仪式中逐渐形成了原始宗教。

    日本的农耕社会，以耕种稻田为主。在平原地区和便于灌溉的山麓以及山谷之间，人们定居下来，形成部落。这些地缘性的、血缘性的小集团成了举行农耕仪式的主持人。原始神道的基本性格形成于这一阶段，一直延续到3世纪后半叶的古坟时代。[1]

    以农耕仪式为中心的原始神道的宗教观念和仪式，根据文献，有关宗教的遗物、遗址，可以相当具体地进行考察。3世纪中国史书《魏志·倭人传》说日本的女王国是:女王卑弥呼用“鬼道”惑众……[2]

    所谓鬼道，也就是和中国原始道教同质的东西。

    可见，三国道教文化的建树，都是基于自己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上。

    (二)三国道教皆具有相对“下位层次”文化的性质。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是儒、佛、道三位一体。在中国士大夫的人生哲学、生活情趣与审美意识乃至心理性格中，既有儒教的理想、佛教的超脱，也有道教的追求；在老百性的行为观念习俗中，既有儒教的伦理规范、佛教的因果思想，也有道教鬼神惩戒的影子。因此，儒、佛、道交织融汇，三位一体，难以硬性分开。但是，当我们仔细分辨其异，弄清其不同的社会功能与作用时，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儒、佛、道不同的社会文化价值。这就是儒家学说偏重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价值的实现；佛教偏重于人的内在生活中的精神价值的实现；道教偏重于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个体生命的完成。这样，对于人生，对于潜藏在人的意识深层的俗望的力量，儒教采取理智调解的方法；佛教采取意志克服的方法，道教采取迎合满足的方法。这种特征使儒教和佛教主要代表了少数的、高雅的、上位层次的文化，相比之下，道教则主要代表了多数的、相对低俗的、下位层次的文化。

    再从历史的实际情况看，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两千年来一直居于正统官方地位，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佛教来自于异域，由于语言障碍，需要专门知识人翻译，加上其哲理极为深奥，一般老百姓很难接受。因此，它一开始是从有文化素养的知识人和上层人士中传播，逐渐扩展开来。而道教从一开始就是从民间形成发展并逐渐走向上层的。但即使是走向上层的官方道教，其原发的生命源泉也始终是在下层。因此，全国道士一般都只有佛教僧侣的十分之一，最多时也只有五分之一，它的更多的信仰者及宗教活动者是不可数计的广大民众。而且，尽管道教也在为镇护国家的上位层次的意义上，发挥过其文化的社会功能，但实质上更多地是充当了满足皇帝个人愿望的工具。事实上，道教更倾向地代表的是下层民众的心理意识和文化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