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始有暨南，便有商科”。1906年，清两江总督端方奏请设立暨南学堂，作为主要招收南洋华侨子弟的侨校。清廷出于“宏教泽”、“系侨情”和“弥隐患”的考虑，准许了端方的请求。次年，暨南学堂在南京筹备完毕并正式开学，取名渊自《尚书•禹贡》“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意思是将中华文明传播至海外。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因无人主事而一度停办，及至1917年在黄炎培等人的努力下，暨南学校在南京得以恢复，设商业、师范两科。当时，国内的商科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而商业人才却是南洋华侨迫切需要的。为此，在1917年暨南学校复校时，暨南的商科教育便从无到有，并在日后的十年中不断发展完善。

　　一、暨南学校商科教育的创办

　　民国前，在各重要的港口城市和经济金融的中心城市，已经出现了一些由清政府和各地商会兴办的商业学堂。如天津商会成立初，就明确认识到“查商业实富国之本，人才为商业之要，现值商战时代，亟应广培人才，以宏教育。”并且把商学对于商业发展的作用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商学不讲，率多遇事牵制。”“商业不兴由于不智，不智由于无学。”在天津官绅的共同努力下，1906年7月，天津中等商业学堂开办，日后虽多次改易学校名称，但其商学性质始终如一。

　　1911年前后，在天津商会的努力下，华北地区的商业职业性质的学堂已逐渐多起来，但就全国范围来看，形势并没有如此乐观。建制比较完善的商业学堂，在当时并不多见，仅是以中小学商业教育和各种带有职业性质的商业教育为主。教育经费也具有不确定性，多为各地重视商业教育的商会资助。

　　民国初期，教育部开始颁布相关法规，完善教育方面的规程。对商业专门学校的组织规则、修业年限和具体科目等也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之后几年，仅在武昌等地出现了不多的几所商业专门学校，其中国立商专只有武昌国立商业专门学校一所。可见商科教育在当时是相当落后的，教育的形式也仅是中小学教育和商业专门学校。

　　暨南学校得以在1917年复校并创设商科教育，无疑是和黄炎培的作用分不开的。他对华侨教育的热心以及对商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都在暨南学校的复校和商科教育的首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14年，黄炎培辞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职务，开始以《申报》旅行记者的身份考察教育，前后两次赴黄山、庐山、雁荡山和山东、北京、天津等地考察教育，对于各地教育情况的考察和评判，撰文编辑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和第二集。通过对国内错综复杂的教育现实的考察，他指出：“教育者，将俾其人克自适于所处之社会，以遂其生存也。故离社会无教育，欲定所施为何种教育，必察所处为何种之社会。”由此，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逐渐形成。当时在南洋诸岛，华侨在商业上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但仍多沿守旧规，缺乏新的组织和管理，不利于商战，竞争往往处于劣势。”可见，黄炎培所提倡的职业教育与南洋华侨所需要的商业教育不谋而合。1917年5月，由他首创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成立。几乎与此同时，北洋政府教育部派黄炎培等人前往南洋考察华侨教育。黄炎培一行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对南洋华侨教育的考察，并完成了《南洋华侨教育商榷书》。在这份“商榷书”中，黄炎培针对南洋华侨教育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十条建议，劝导南洋华侨继续兴办教育，并预言“时势所趋，舆论所迫，今后政府必重视华侨教育。”其中，黄炎培对于商业教育的倡议也来源于他的职业教育思想和赴南洋考察教育时的见闻。“南洋各校，盛行商业科，如苏门答腊”，“夫商业教育的种类甚繁，就余所见，适应于其事业而分科者有之，若银行、保险、运输、航海等是也。适应于其技能而分科者有之，如簿记、打字、速记、打包等是也。适应于其区域而分科者亦有之，如国内商业、外国商业是也。若夫普通商业，其一种耳。吾亦知初办商业教育，无分科之必要，然学校每年毕业数十人，岁月稍积，供求上不能不生影响，是所谓分科者，实际非必邃需此，而研究不可不及此。”归国后，他“与袁希涛、韩希琦、范静生、赵正平等人再三奔走，向当局陈述兴办侨校的重要意义，并极力倡议复办暨南”。直至1917年11月，北洋政府终于批准暨南复办，并委派黄炎培主持复办事宜。1918年3月，暨南在南京原校址正式开学，改名为国立暨南学校。

　　黄炎培在筹备暨南学校时期就已决定先设商业、师范两科，这与学校培养华侨学生“从事华侨教育或商业”的目的也是一致的。当时南洋华侨大都从事商业，“吾因而确认南洋社会需要商业教育，实有非常迫切之情势，则非仅在小学略授以商业知识，如所谓预备商业教育者为克能满足其要求。”黄炎培曾对他所到南洋各地21所著名学校学生父兄职业做过调查，结果显示：从事商业的约占63%，从事工业的占26%。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洋各地的商业教育却不甚发达，商业人才也相当缺乏，“侨民子弟年龄稍长，大都为谋生计，中途退学，毕业者寥寥。”既然南洋急需商业人才，那么以招收南洋华侨子弟为主要生源并作为华侨最高学府的暨南设立商科教育，教授侨生以商业知识、技能，为南洋华侨培养商业人才，便在情理之中了。

　　最初的商业科，修业年限为三年。负责筹备的黄炎培曾指出，这商科“名谓中等，则固类似高等”，“为一种特别之商业专修科”。其课程设置是相当完备的，科目有修身、国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法制、经济、簿记、速记、打字、商品学、商事要项、商业实践、体育。1919年，又在中学部附设商业特科，修业一年。后来，学校又在初级专门部增加了第二外国文、商算、珠算、世界史、世界地理、银行等课程。此外，学校还为“程度不及入师、商两科之学生”设立了补习科。

　　综上所知，1918年，国立暨南学校复办之后创办商科教育，实际上是与黄炎培的筹划以及南洋华侨对商科教育的迫切需要密不可分的。

　二、商科教育迁沪及其发展

　　1919年夏秋之际，随着南洋侨商事业的渐趋发达，和南洋各属商业学校欲聘商业教员之急需，暨南学校开始规划扩张商科和设立商科大学的问题。当时，正值旅居巴达维亚的侨商丘心荣先生因南洋华侨急需商业人才之故，特地回国商议筹办商业学校问题。不久，丘心荣先生与各地侨商的请愿代表韩希琦先生、熊理先生、冯裕芳先生等一致主张暨南学校的商业科急需扩充为一专门性的商科学校。他们与暨南学校进行多次商议后，决定到上海扩充暨南学校商业科为一所商科大学。这一计划，得到了张謇的赞同，并驰书发起。

　　与此同时，杨杏佛也在为南京高师扩充为商科大学拟定计划书，这样，两校关于筹建商科大学的计划书都先后呈奉到教育部。与国立暨南学校一样，当时的南京高等师范学院也位于南京，并在郭秉文的主持下积极筹备即将在南京成立的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的商科创办早于暨南，建于1917年7月，但它的课程设置相对简单，仅为会计和普通商业两科。因此，这次扩充商科，对于即将成为东南大学的南京高师来说，也具有重大意义。

　　暨南学校和东南大学都选中上海作为扩充商科教育之地，正是因为当时上海是中国商业最发达、东南教育最为集中的地方，这对商科学生的教学和商业实践都很有好处。而根据当时教育部颁布的《修正大学令》规定，“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等七科。设二科以上者，即可称为大学；单设一科者可成为某科大学。”这样，两校迁沪的商科部便只能称作“商科大学”了。

　　经多方努力，暨南学校终于与上海的松社商定借用校舍。并定于1921年2月，暨南商科首先迁往上海徐家汇。然此时，郭秉文在筹备东南大学商科时认为，“因人才与环境关系”，商科“应在上海择地建设。”他“迭次到沪，相机规划，”但“事无基础，措手为艰。”暨南学校方面，虽有请愿华侨多次“为商科大学补助事，呈请军府拨款提倡”，但却因为南方军政府的分裂而未获得拨款，创办商科大学的计划也因经费不足而受挫。赵正平校长甚至打算“照私立学校精神积极做去，打破国立观念，创立委员会，另编预算表，及解决各种问题。”

　　由于有着共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又面临着同样的困难，于是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与暨南学校校长柯成懋相商，决定并两校之力，合办上海商科大学。他们同商学两界“关系素切各人”经过“集会商榷”，公推黄炎培、黄奕住、史量才、聂云台、穆湘玥、钱新之、张公权、陈光甫、简照南、高阳四、朱进、张准(子高)、赵正平等15人，组成上海商科大学委员会。以后，由该委员会详细讨论筹建上海商科大学的具体办法，决定定名为“国立东南大学暨南学校合设上海商科大学”，校址暂设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尚贤堂。1922年秋季正式招生，所需经费，由两校商科预算移充应用，由东南大学承担2/3，暨南大学承担l/3。同时，推举郭秉文为主任，负责全部工作。

　　1921年9月28日，两校合设的上海商科大学正式开办，并由郭秉文兼任校长，马寅初任教务主任并主持日常工作。这也是中国第一所商科大学。1922年3月，由于扩充海外华侨教育的需要，暨南学校校董会通过《扩充海外教育案》，决定“暨南学校从下半年起自办专门部，停支合办商科大学经费，所节余的款项即为扩充海外补习教育之用。”这一决策，实际上也预示着暨南独立创办商科大学的开端。于是，6月15日，郭秉文以国立东南大学校长名义与暨南学校新任校长赵正平联名呈送《呈教育部变更合设上海商科大学成案文》，其中提出，“自1922年7月起，将两校合设上海商科大学名义取消，由东南大学独办，改名为国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

　　此后，暨南学校商科教育仍办在上海徐家汇。直至1923年夏末，暨南在上海真如的新校址第一批工程落成后，学校即将在上海徐家汇松社办学的商科师生率先迁入。并在新校独自成立国立暨南商科大学，作为暨南学校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见，暨南成为大学是从在上海实施高等商业教育开始的。除此之外，暨南学校的主体仍是中学性质，学制比较全面。高中部设有商科专业，学制三年；还有商科大学的预科生，学制一年；另外，依旧暂时维持下来的旧制商科，学制也是三年，专门招收旧制中学毕业生，开设课程的程度比新学制下的高中商科略高一些，大约与大学二年级水平相当。学校对商业教育十分重视，“敦请名誉讲师，讲演商业常识，以增学者之经验，复鼓励团体组织实地调查商情。”当时的商科主任为高阳(践四)，先后任教的有马寅初、吴莹等。可以说，当时商科“学者之程度，与国内各大学相互比较，已有齐驱之势。”暨南学校的商科大学部，招收了暨南的首批大学生，也是暨南由中学走向大学的开端，为暨南商科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25年秋，潘序伦担任暨南商科大学部主任，并大胆引进西方会计理论，为暨南商科带来了重大变革。潘序伦1919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三年后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获得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在美国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留学生。他在任职之初，就提出改革暨南商科教育规划的《改进商科大学、旧制高中计划书》，这份改革书思路开阔，富有前瞻性。其主要内容有：(1)增设预科，以提高南洋和国内旧制中学毕业生进入大学本科的素质。(2)分设学系，以资深造。针对海外华侨工商业发展的需要，从原来单一的普通商业专业，增设普通商业、银行理财、会计统计、国际贸易和工商管理等五个学系。 (3)增设学程(课程)。列出公共必修课、各系必修课以及选修课程表，公共必修课程109学分，各系必修课程各有20余学分。潘序伦提出的这种分系教学，与之前暨南学校《商科简章》规定的：大学部自第三年起分设学系进行教学，有很大不同。相比而言，更为完善，范围也更广。暨南的会计系即由潘序伦在这一时期创办，暨南大学也因此成为我国最早设立会计专业的学校之一。潘序伦的改革计划得到了校长姜琦的支持，经校务会议通过后，在新生和旧生各年级中立即实行。商科大学在潘序伦主任的指导下，学术活动和学生课余生活也搞得红红火火。商科经济研究会编辑发行了自己的杂志《经济汇报》，会计学会编辑有《会计学报》，每年出版两期，作为研究成果和交流思想的平台。至此，在商科大学迅速发展的带动下，暨南学校的各个方面也得到了一定发展，这为暨南学校升为完全的暨南大学奠定了基础。

　三、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

　　1927年夏，国立暨南学校校长姜琦，以经费竭蹶，再三请辞。其后，郑洪年接任暨南校长。他主张“道德、科学、军事、职业、政治五种训练为暨南的教育方针”，办学力求“适应华侨所处特殊环境的需要”，以期“使华侨子弟得享受世界高深的知识与祖国优美的文化，以为他日参加祖国一切运动及提高华侨地位之准备。”正是带着这样的抱负，郑洪年一上任就决定将暨南学校扩充为完善的大学，改商科大学部为商学院，并增设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此次改革，商科大学部的改动较小，仅将原来的银行理财改为银行系，会计统计改为会计系，并添设了交通管理系，其余则均存其旧。尽管这样，暨南商科专业设置之齐全仍为当时全国之首。继潘序伦后，任商学院院长的还有萧渊、杨汝梅等著名学者。杨汝梅是我国著名的会计理论家，1926年获得美国密西根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长院期间，他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尤其是为了督察学生学习和考核学生成绩起见，严订考试办法，建立周考、月考制度，努力于教学质量的提高。自此，伴随着国立暨南大学的成立，暨南大学商科教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作为国立的高等商业学院，暨南大学商学院与其他商业高等院校相比，特点是能得到政府的较多拨款，办学经费相对充足，因而能够以相当的能力改善教学设施，也以此比私立院校能吸引更多教授、学者和专家来校担任教授，尤其是专职教授。而毕业生的出路也较私立者为宽，因为当时私立院校只有在立案后，毕业生才能获得政府承认的文凭和学位。

　　其后，在扩充中，商学院原来设立的6科均改为了独立学系，即银行学系、会计学系、工商管理学系、国外贸易系、普通商业系以及交通管理系。同时，鉴于商学教学的特殊条件，学院还实行“减少学分注重课外研究”的方针，将学生需修习的学分总数由168降至152，使学生得以少上功课，多利用图书资源，注重课外研究。另外设立有商学研究室，大量收藏商学方面的专门资料，可供师生研究参考。

　　四、余论

　　作为海内外华侨的最高学府，暨南在1917年的复校，一方面固然与黄炎培先生的热心华侨教育事业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又与南洋华侨的迫切需求密不可分。而与之同样密不可分并被南洋华侨迫切需求的暨南商科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办并发展起来的。暨南迁沪，始于商科，源于先贤们对商科教育的重视，并为之选择了当时全国商业最为兴盛的上海，此举也为日后暨南商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及至潘序伦先生改制，暨南商科已作为同时代比较完善的高等商业教育模式而为海内外所知。再到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的成立，暨南商科的发展日趋成熟，延聘名师的增加与课外商业活动的广泛开展也使得暨南的商科教育更为成功和卓有成效。

　　总之，从国立暨南学校首设商科，到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暨南商科见证了暨南曲折发展的十年。从黄炎培先生复办暨南，到暨南商科迁沪与东南大学合办商科大学，再到国立暨南商科大学成立，潘序伦先生完善暨南商科学制，暨南商科的前进带动了暨南学校的进步。可以说，暨南商科因华侨教育的迫切需求而生，因暨南人的不懈努力而长，也因暨南大学的迅速发展而获得了丰收。记录暨南商科教育创办和发展的这十年，同样也记录着从国立暨南学校到国立暨南大学的这十年。无论是暨南商科，还是暨南学校，这十年无疑都是成功而意义非凡的。(作者分别系暨南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校党委宣传部长、历史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