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在日军封锁下，中国国际贸易通道先后被隔绝，侨汇对中国国际收支平衡更显其重要，对抗战胜利和地区社会经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潮汕地区是中国侨汇的主要集聚地之一，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抗战时期潮汕地区侨批业进行了一些深入研究。（1）不过，这些研究多偏重对地方角度的研究，而对因抗战形势变化导致潮汕侨批业变化关注不够，而且常将沦陷前与沦陷后潮汕侨批业笼统作为抗战时期（2）讨论，这显然无法完整显示抗战时期潮汕侨批业的具体变化。笔者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结合全国抗战形势与日军侵略政策变化，更为详实与准确地阐述1937年7月抗战爆发至1939年6月汕头沦陷前的潮汕侨批业的发展状况，厘清其变化规律。 
　　一、沦陷前潮汕战时侨批业发展的历史背景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汕头是粤东主要商埠，是华南地区仅次于广州的重要港口，也是著名侨乡，因而抗战之初便进入日军视野。1938年6月，日军攻占离汕头以东约20海里的南澳岛。随后，潮汕驻军和抗日民众渡海抗击，于7月16日收复南澳。7月底，日军重新占领南澳，并在岛上建码头和机场，将其作为监视、封锁汕头及进攻华南的作战基地，同时封锁抗战物资与援助进入中国。同年10月，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华政策进行了调整，转向以政治谈判为主，军事进攻为辅。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先后发表三次对华声明，还提出所谓“中日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诱胁蒋介石政府接受和平条件。1938年12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也制定了“确保占据地域，促进其安定，力求以坚强之长期围攻态势压制残存抗日势力，促其衰亡”的战略决策。（3）因此，日军在1938年10月后转向“确保占据地域”，“围攻态势压制”抗日势力，汕头及潮汕其他地区便是“围攻”与“压制”抗日势力的重要港口与沿海区。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汕头是粤东大港，又与海外华侨有密切的经济联系与往来，大量军火武器和华侨捐献的金钱及物资由此源源输入，支援了华南地区及中国的抗战大业，因而在华南地区的地位更加突出。尽管从1937年9月至1939年6月，日军飞机曾先后空袭汕头397次，毁坏房屋484间，民众死伤889人，间接损失无法统计，（4）但是，日军始终未直接占领汕头，空袭也未阻断大批物资从汕头及其附近地区进入国民政府控制区，日军无法彻底打击和消灭华南地区的抗日力量。为了彻底切断华南及国民政府的海外补给线，日军在1939年6月6日下达攻占汕头及潮州的作战计划。1939年6月21日凌晨，日本陆海军在汕头袭击登陆，当天就完全控制汕头市区，随后侵占潮安、庵埠和潮州，29日日军由潮州沿着韩江进攻澄海，是日澄海沦陷。（5）至此，日军完全控制韩江、榕江和练江出海口，潮汕沿海大部沦陷。
　　由上可知，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潮汕地区虽进入战时时期，也一直受到日军侵略威胁，但并未沦陷，一直都处于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直至1939年6月。汕头及周边地区的沦陷是在抗战相持阶段，日军攻占汕头更多是从打击中国抗战的全局角度出发，企图封锁中国的国际交通线，阻截国外抗战物质和资金流入中国，迫使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谈判条件。
　　二、抗战爆发至沦陷前的潮汕侨批业组织（6）
　　如前所述，虽然抗日战争早已爆发，潮汕地区也多次遭到敌机轰炸，次年便受到日军侵略的威胁（南澳被攻占），但是潮汕地区侨批业所受影响不大。潮汕地区经营侨汇业务的主要为国家银行与邮政储金汇业局等官营组织和侨批局等私营组织，下面分别阐述。
　　潮汕地区的现代银行组织并不发达。1911年，大清、交通两银行在汕头设立了分行，但其业务仅限于点收和保管海关税收和政府其它存款。1920年时，汕头开办了一家邮政储蓄银行。20世纪20、30年代，日本台湾银行、荷兰银行等都先后在汕头设立了分支机构，但荷兰银行在1925年因经营不善而关闭。另外，汕头市场的地方银行数目从1921年的26家增长到1931年的大约60家，（7）所谓地方银行主要指传统的汇兑庄和钱庄等。到1935年后，汕头的外籍银行仅有台湾银行一家，本国银行只有中国银行一家；台湾银行在侨汇上毫无作用，中国银行的势力也很小，经营转汇的数额与比例极小。（8）抗战爆发后，国内物价和外汇市场上涨，国内外汇无限供给，官价汇率与黑市差价甚小，华侨把通过银行汇款作为支持抗战的一种表现，因而侨汇绝大部分都经过国家银行汇回。（9）日本1939年调查也证明这一点：“华侨汇款历来都是由批信局转送的。近来，汇款的大部分成为银行汇兑。这就是在各侨居地银行买入电信汇兑，送往厦门、汕头、广东和香港。”（10）因此，潮汕地区的国家银行侨汇业务在沦陷之前没有受到很大影响，反而较战前更为繁荣。
　　隶属于中华邮政的邮政储金汇业局（简称“储汇局”）早在大清国家邮政开办次年（1898年）便开始办理储金和汇兑业务，但是办理华侨汇款业务非常晚。随着汇兑业务不断发展，南京国民政府邮政总局（11）也注意到侨汇问题，在战前曾数度试办侨汇，均未成功。（12）实际上，广东邮政局业已经办侨汇，但其数量和份额太少、太小，如1937年经广东省邮政局办理的侨汇仅有77万多元，占当年广东侨汇总额的1.1%。（13）
　　 1937年2月，邮政总局再次筹办华侨汇款事宜，“先由国外银行收集侨民汇款转汇国内各地邮局，再由邮局或代办所将汇款送交收款人，并由收款人签具回单寄还汇款人。本案现正由邮政储金汇业局与中国及东亚两银行接洽进行。”（14）总局委派福建和广东邮政管理局详细调查研究厦门、潮汕及其他地区的侨汇状况，探讨办理侨汇的可能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如邮局分支机构的开设、人员雇用、员工薪水、侨汇数目、经营办法和侨批局经营情况等。（15）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叠奉财政部、侨务委员会令饬积极进行”，储汇局局长刘攻芸在1938年4月上任之初便到武汉面谒交通部张嘉璈部长，请示办理侨汇汇兑事宜，奉张令速即筹备。随后，刘还亲赴南洋调查侨汇，确立华侨银行为经办侨汇南洋地区的合作机关。回国后，呈准交通部核准，储汇局开始与华侨银行洽商合作办法。（16）经过周密筹划与准备，1938年7月，储汇局正式办理侨汇汇兑业务，进一步插手侨批业市场，既与银行争雄长，也企图争夺侨批局业务。（17）
　　但是，邮政储汇局的侨汇业务存在诸多缺点。1938年，汕头邮政局曾检讨，邮局“华侨汇票业务自开办以来，大有进展，但其效率尚未能如其他办理侨汇之迅捷”，“各项缺点”有四项，主要为“不将汇款送交收银人”、“延退回批”、“向收银人索取担保”和“信差邮差勒索佣金”。（18）因此，邮储局的缺点限制了其业务的进一步扩大，而且也为其后日资银行在东南亚地区大量吸收华侨汇款埋下祸根。
　　私营侨批业方面，1935年国家邮政取缔民信局后，侨批局因业务特殊等原因得以保留。潮汕地区侨批局具有较强的实力，1936年时在汕头邮局登记注册的汕头、梅县侨批局共99家，与汕头邮政有业务往来的国内外侨批局共983家。（19）抗战爆发后，汕头侨批局家数还有所增加。据统计，1938年时，国内278家批信局中，汕头占66家；（20）次年还增至85家。（21）由此可见，侨批局在汕头沦陷之前受战争负面影响不大，其业务反而有所扩大。
　　三、抗战爆发至沦陷前的潮汕侨汇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海外华侨积极支持国家抗战，大量汇款寄回祖国。同时，国民政府也大力鼓励侨胞汇款与捐助，以增强抗战的经济实力。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就把向海外华侨筹款支持抗战作为主要工作。它先后制定了指导华侨筹款计划，订定捐款奖励办法。为了统一收取和使用海外华侨捐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了“华侨爱国义捐总收款处组织条例”，将总收款处设在上海，归属侨务委员会领导，并通告海外所有华侨团体。1939年4月5日，蒋介石特致电“南侨总会”陈嘉庚主席，对前期抗战的华侨捐输表示感谢，并表示：“现在第二期抗战方殷，必须资源有持久之力量，始克获最后胜利，仍冀各侨团振发以前之精神，继续努力，源源汇寄，俾裕军用，并希转知各属侨团查照为荷。”（22）随后，其他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如白崇禧、宋子文和陈仪等纷纷发表谈话，希望海外侨胞源源捐输。如第三战区司令员顾祝同对新闻记者说：“侨胞的武器是金钱，他们捐献出他们的财富，就是为了神圣的战争。现在……尤其需要侨胞投资，他若增汇款回国……都是目前侨胞应有的力。”（23）
　　由于上述内外因素，中国侨汇数量逐年增加。1937年为4.5亿元，1938年增至6亿元，1939年增至7亿元。（24）侨汇的激增促进了国内和东南亚地区侨批业的繁荣发展，如新加坡在1937—1941年侨批业极为繁荣，甚至被称为是“侨汇的发达时期”。（25）对潮汕地区而言，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到汕头的侨汇款额为7000万元法币。（26）因资料关系，尚不知1938年7月至1939年6月沦陷前汕头的侨汇额。不过，据《大公报》所载，1939年汇款额为12亿元，1940年汇款快速增至20亿元；陈嘉庚也认为“抗战三年多来，华侨汇往本国的汇款总额达30亿元”，以及日本当时学者季出井和太所言：“从1938年中国法币汇率的暴跌，可见1939年华侨汇款的金额特变显著的增加，在10多亿元至20亿元。”（27）由此可以断言：汕头1938年7月至1939年6月的侨汇数额应比上一年度多。1936年7月至1937年6月，汕头的侨汇为6300万元法币，（28）1935年时汕头的侨汇为5500万元。（29）从数目上看，汕头侨汇在战争爆发后较1936年度有近700万元的增加，较1935年也有1500万元的增加。不过，侨汇数额显著增加，主要是由于法币对外币值的暴跌（30）所导致。（31）因此，抗战爆发后潮汕地区的侨汇实际数额有明显下降。
　　四、结论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潮汕地区在抗战爆发后至沦陷前，侨批业受打击不是太大，反而由于抗日战争使华侨爱国热情高涨，华侨积极汇款回国，不管是侨汇绝对数额，还是侨批局数目，均有所增加。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大体有两方面因素：
　　首先，侨汇流入地并未受太大负面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于占领中国的全局考虑，日军以正面战场的国民政府为主攻方向，在广东则以占领广州及周边地区为主要目标，而汕头显然不及广州战略地位重要，因而日军并未直接占领汕头，仅仅只是占领外海岛屿以威胁国际交通。因此，自1937年7月抗战爆发至1939年6月，汕头一直处于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侨汇流入地没有受到战争太大的冲击，所受影响限于汇价方面，但侨汇流入渠道基本通畅无阻，这也是沦陷前与沦陷后潮汕战时侨批业的最显著区别。
　　其次，侨汇流出地未受多少负面影响。虽然日本一直在东南亚地区扩张势力，但多限于经济与政治势力扩张，并未直接军事占领，华侨经济虽受日商竞争，但整体影响不大，华侨经济能力犹存。此外，东南亚当局也未颁布限制外汇管制办法，英属马来亚在1939年7月才开始限制外汇，而荷印当局则迟至1940年9月。因此，侨汇流出通道通畅。由于日军企图全面占领中国，华侨爱国热情高涨，积极汇款支援国内抗战、保证国内家眷在战时生活不受影响，汇款反而有所增加，刺激了侨居地和国内侨批业的繁荣。因此，抗战对东南亚地区的侨汇流出不仅没有负面影响，反而有刺激与促进作用。
　　总之，抗战爆发至沦陷前，潮汕侨批业因东南亚侨汇流出区和流入地未受战争太大冲击，反而受到正面刺激，不管是侨汇绝对数额，还是侨批局数目，均呈增长态势，潮汕侨批业大体延续了战前的繁荣局面，这是抗战爆发至沦陷前潮汕侨批业的总体态势。
　　 
　　注释：
　　（1）这些研究主要利用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政管理局档案、汕头档案馆侨务委员会档案、民间收藏侨批资料和当时侨批业者的口述资料，如袁丁教授详细讨论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广东侨汇，认为当抗日战争前期潮汕地区私营侨批业急剧衰落，但以邮政局为核心的公营侨汇业并未受到太大冲击，不少侨汇是通过日占区进入国统区，最终到了侨眷手中。张慧梅以潮汕与东南亚在战争期间侨汇流通问题，探讨非常时期经济行为背后所映射出来的联系网络与人文关系，即个人—组织—社会—国家之间关系的变迁、互动及由此所形成的金融与传统人文网络；邹金盛先生讨论战时汕头的侨批邮路；陈植芳先生回忆了“东兴汇路”开辟的经过等，为二战时期潮汕地区的东兴侨批邮路提供了重要的口述资料。袁丁：《抗日战争与广东侨汇》，《泰中学刊》，2004年；袁丁：《国统区与与沦陷区之间的侨汇流通——抗战中的广东侨汇研究》，钱江、纪宗安编：《世界华侨华人研究》第1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张慧梅：《战争状态下之金融与传统人文网络——1939—1945年潮汕与东南亚间侨汇流通研究》，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韩山师范学院编：《潮学研究》第11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邹金盛：《二战时期的汕头侨批邮路》，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等：《首届侨批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等，2004年，第111—117页；陈植芳：《潮汕侨眷的生命线——记抗战后期开辟的东兴汇路》，《汕头文史》，1991年第10辑；陈植芳：《漫谈潮汕民间侨汇业》，《汕头文史》，1995年第13期。
　　（2）抗战时期是指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到1945年9月日本正式投降，本文也称为战时。有的学者以“二战时期”指代该时期，这不准确。国内学界关于二战开始时间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始于1937年“七•七”事变，但一般认为始于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
　　（3）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74页。
　　（4）汕头市档案馆藏，汕头市政府档案，全宗号11，目录号2，案卷号272，简写为11—2—272，以下同。
　　（5）官丽珍：《对和平与人道的肆虐——1937至1945年日军侵粤述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
　　（6）侨批业一般是指以侨批局为代表的私营行业，本文泛指经营侨汇及侨批的业者与组织，既包括私营组织，也包括官营组织。 
　　（7）从翻译中看不出“地方银行”的具体属性，从现代地方银行的发展而言，汕头并不发达，因而海关洋员眼中的所谓“地方银行”极可能是钱庄之类的中国传统金融组织。中国海关学会汕头海关小组、汕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潮海关史料汇编》，编者（内部资料）印，1988年，第69、94页。
　　（8）吴承禧：《最近五年华侨汇款的一个新估计》，《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第3卷第3期。
　　（9）赵元培：《论侨汇》，《经济导报》，1949年第120期。
　　（10）台湾拓植株式会社调查课：《中国事变与华侨•概论》，崔丕、姚玉民译：《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1925—1945）》（第一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50页。
　　（11）邮政储金汇业局与中华邮政总局的关系极其复杂，先分后合，矛盾极大，直至1941年才告解决。霍锡祥、楼祖贻：《邮政储金汇业局见闻》，《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65辑。
　　（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3），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1页。
　　（13）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42页。
　　（14）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390页。
　　（15）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390－401页；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邮政管理局档案，29—2—675。
　　（1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3），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1页。
　　（17）蔡克恭、张进丁：《闽南民信局简史》，《泉州文史资料》，1982年第10辑，第20页。
　　（18）广东省档案馆藏，汕头邮政局档案，86—1—471。
　　（19）邹金盛：《潮帮批信局》，汕头：艺苑出版社，2001年，第50—51页。
　　（20）西尊：《批信局侨汇业务的研究》，《广东省银行月刊》，1947年第3卷第8期。
　　（21）何启拔：《批信局的组织及其业务》，《广东省银行季刊》，1947年第3卷第10期。
　　（22）蔡仁龙、郭梁主编：《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9页；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作者自印，1946年，第78页。
　　（23）福建中南旅运总社编：《闽侨月刊》，1940年第2期，第40页。
　　（24）刘佐人：《当前侨汇问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财政经济”（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1页；杨建成主编：《30年代南洋华侨侨汇投资调查报告书》，（台北）中华学术研究院南洋研究院，1983年，第42—45页。
　　（25）柯木林：《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第167—169页。
　　（26）台湾拓植株式会社调查课：《中国事变与华侨•概论》，崔丕、姚玉民译：《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1925—1945）》（第一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9页。
　　（27）这个数据与上述引自杨建成的数据不太一致，这里仅作分析之用。均转引自波集团司令部：《华侨汇款及其引诱吸纳之对策》，崔丕、姚玉民、李文译：《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1925—1945）》（第三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44—145页。
　　（28）台湾拓植株式会社调查课：《中国事变与华侨•概论》，崔丕、姚玉民译：《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1925—1945）》（第一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9页。
　　（29）吴承禧：《最近五年华侨汇款的一个新估计》，《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第3卷第3期。
　　（30）随着战事持续推进，日伪“货币战”展开，法币贬值较快：1938年3月1法币等于30美分，8月时已只有16美分。
　　（31）波集团司令部：《华侨汇款及其引诱吸纳之对策》，崔丕、姚玉民、李文译：《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1925—1945）》（第三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45页。
　　（作者：焦建华，单位：福建省厦门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