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批业是经营、传递华人移民信款的行业，闽南语和潮汕语都把“信”读为“批”，因而称作侨批业。它出现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主要分布于中国广东、福建和香港地区以及东南亚的泰国、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钱穆先生曾言：“政治建基于社会上，社会建基于文化上。”华人社会的各种活动或多或少都打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侨批业自然也不例外。侨批业的产生和侨批局的组建以及经营管理等都独具特色，处处显透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和特点。

　　 (一)侨批业的产生

　　 侨批业与华人移民息息相关。中国传统社会安土忌迁，离乡背井、外出谋生似乎难以理解。然而，自十九世纪中后期，大批闽粤居民或向亲戚朋友借贷旅费，或与客头或船主签订契约卖身，移民海外谋生。移民原因多种多样，李长傅从地理、文化角度分析了移居东南亚多为闽粤人的原由；陈达从地理、历史、文化特征等角度阐述了闽粤居民的文化特征并探讨华人移民的原因。现在学界大多以“推拉模型”解释移民成因。“拉力”指移民的外部因素，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为开发殖民地或新兴地区的原料与市场，世界市场的劳动力供不应求，东南亚需求特别大，中国人受到普遍欢迎。“推力”指移民的内部因素，人口过剩、农业破产、经济衰败、战乱频繁、宗族械斗、归国的成功人士的示范效应等都是重要的内部因素。其中，最主要并产生持续作用的是经济因素，陈达当时的调查也反映这一点。因此，华工到达东南亚后，遍布在各种行业和各个部门。尽管工钱低廉，但为了生计，他们拼命工作，争取早日偿还南来的债务，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和压力，使家里人生活得好一些。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家族本位”社会，以家族为中心，个人并非独立的个体，而是家族的延伸，南来华工的背后则是他们的父母、妻儿及其他亲人。尽管华工抛妻弃子、离乡别土、去国南下，在远隔千里的东南亚，但他们时刻怀念着故乡，一直保持着对家族强烈的责任感、忠诚感和认同，故乡始终是他们最后的归属地，即“落叶归根”之地。这种责任与认同并不是靠外来政治力量的强制，也并非依据经济上的利益关系构成，而是很大程度上依靠对同一祖先的认同和亲情关系联结而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而成，烙在他们的骨子里、溶入血液中，很难变更。梁漱溟则从伦理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义务和责任关系角度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情益亲，其义益重。由是乃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总之，传统文化强调个人对家族要承担责任或义务，强调保持对故乡的认同。

　　 正是基于对故乡的认同，对家族的责任与忠诚，华工在东南亚日夜劳作、克勤克俭、节衣缩食，努力积攒金钱寄回家，纵使只有二、三元钱也行。1794年英国东印席公司代表莱特的一封信中说：“他们(华侨)并不是等发了大财才回故乡，而是每年将所赚的一部分寄回家中，这种做法很普遍。因此一个贫苦的劳工愿做双倍的劳动，以赚两三块钱寄回中国。”华工以此来缓解家庭经济困难，供养父母或妻儿，想方设法尽自己的责任和孝心；同时以此报平安，免却家人对自己的担心和牵挂。他们人生的价值也许即在此，中国传统文化即如此之要求：赡老养小，若“光宗耀祖”更好。通过汇款，移民能够维持或提高他在家中同乡眼里的威望和他家庭的地位。寄钱回家的行动逐渐在海外华人社区仪式化和制度化。人们以寄钱的多少和频率评定(也被别人评定)自己的道德行为。从心理上而言，寄钱回家也经常是一种精神净化活动。它净化了人的灵魂，减少了内疚，再次确立了男人对其妻子、孩子和双亲的责任感，也是对他种族及传统和过去之延续的责任感。凡此种种因素都促使移民要汇款回国。

　　 侨汇的出现，促使了侨批业的产生，水客和客头在早期侨批业发展史上举足轻重。最初的侨汇主要通过熟人或同乡带回国，当时中国既没有邮局，也没有银行，即使有邮局和外国银行，华人移民也不知怎么办理(多为文盲)。只有当同乡或相识的人回国，华工才把金钱和平安信一起托付给他们带回去，这是华人汇款的开始。随着侨汇增多、带钱的次数增多，有些人就专为人们带款回家，他们顺便也做些生意，把中国的货物运往南洋销售，或者把南洋的土产运回国内销售，这就是最初的“水客”，有时也称为南洋客。由于有的水客南来时会带来一批新客，新客人生地不熟，需要水客带路，水客又兼营招工，因此他们又被称为“客头”。后来水客和客头越来越不可分开。《星洲百年史话》记载：“百年前(1847年)星洲商业区市街，每见华人拥挤其间，彼等多系苦力，当甘蜜或胡椒园工人，其所以集之市街，不外为办理由帆船汇款回乡之所有手续，彼等寄至故乡银信，多托同乡水客，或相识之归侨，或由近日所见之每一帆船专司其职其事之搭客带返，寄款者将其银信交与此辈水客，由水客按金额抽取10%的手续费”。由于航运便利和侨汇增多，水客穿走南洋与国内更加频繁，仅闽南几县的水客就达到1000多人。由此可见侨批业务之繁荣。

　　 水客时代的侨批业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从已有的零散资料可以看出，华工主要通过熟悉的或经人介绍的水客寄款，由于传统文化强调人们恪守信用，带款者一般会守信，《论语·为政》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再者，人们精神上的荣辱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精神上要是取得了荣耀，不仅是个人的光荣，也是全家的光荣，甚至光宗耀祖；遭受了耻辱，不仅是个人的耻辱，也是全家的耻辱，甚至给祖宗脸上抹黑。如果水客欺骗乡亲或熟人，他的信誉就会受损，就没有“面子”，会受到道德和家族的批评和谴责，众叛亲离，不仅骗者本人在家乡周围很难立足，而且他的家人或亲属在众人面前也会无地自容。文化因素中信用和道德因素潜在地制约着水客的“违约”行为，违约事件当然也存在，甚至还有吞食批款情况。如潮州民间故事中的巧媳妇，揭穿水客的欺诈，迫使其按原数目付款。然而，传统文化强调信用的特点的确有利于减少违约行为，一定程度上为华工寄款降低了风险，促进了侨批业的产生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