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潮汕侨批的学术研究，其相关领域甚夥。《潮州志》就曾指出：“汇兑侨批及银行钱庄之盛衰变迁，又皆与金融有密切之关系①。”笔者拟以侨批与近现代1986—1949年汕头货币史的关系为中心，讨论侨批研究与地方货币史研究的互动问题。限于个人的学力、精力，文章不周之处在所难免，还请方家师友赐教。

　　一、侨批货币概览

　　近现代汕头货币史上，不同时期汇寄到汕头的侨批所附批银的支付货币，使用了不同的地方通用货币。

　　据《潮州志·实业志·金融》记载：

　　 “批局初设值清末银币复杂时期原注：本国银圆有七钱、七二之分，外来银圆又有大洋六、七之别，批款分发每发生诘驳。嗣由新加坡批局主张以地方最高值之银圆为标准，一律采用大洋汇寄。

　　沿用至民国二十四年白银收归国有以后，历用政府法币。

　　惟日本盘踞汕头期间，曾一度改用储备券。通行国币地区则以批银一元准发国币二元②。”

　　不同历史时期的批银货币单位，我们可以由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典藏的邹金盛捐献侨批复印件中的澄海山边村陈遗恩家族自1914年至1949年间的99封侨批，可见一斑③。

　　按上表，1935年11月份之前，该家族所收到的56封货币资料明确的侨批中，货币单位包括了：英银、洋银、大银、英洋、龙银、银、大龙银数种。这几种货币就是下文揭橥的银圆货币。

　　二、银圆时期的侨批货币

　　1935年白银收归国有、实施法币政策之前，潮汕地区先后流通的货币，除银圆硬通货外，还有地方虚位银“七兑银”及其信用纸币“七兑票”，以及“保证纸”、“流通券”、“保证白票”、“商库证”等数者④。

　　不过，当年的侨批却概以银圆为支付货币。这也就是《潮州志·实业志·金融》卷所言的：“当大洋盛行期间原注：清末至民初　，……对洋人交易及侨汇批款皆用大洋⑤。”

　　这段时期的侨批上的货币单位，有：“龙银”⑥、“大龙银”⑦、“龙”、“大龙”⑧、“英洋”⑨、“大英洋”紒紛矠、“大莺洋”紒紜矠、“光洋银”紒紝矠、“光洋”紒紞矠、“光银”紒紟矠、“大光银”紒紡矠、“中光银”紒紣矠、“大光洋”紒紤矠、“大银”紒紥矠、“洋银”紒紦矠、“大洋银”紓紛矠、“银”紓紜矠、“洋”紓紝矠、“国银”紓紞矠等名称。

　　 “龙银”、“大龙银”、“龙”、“大龙”，是原来特指清末本国铸造的银币，“自铸银元始于光绪间，俗称‘光绪龙’原注：一面镌蟠龙一条，一面镌‘光绪元宝’四字　”紓紟矠。后来在口语中又成为当时汇集于汕头货币流通领域的各种银圆的总名。“汕头为潮嘉汀各属出外移民所必经之地。故各地之通货：墨西哥银元、香港银元、日本银元、安南银元、新加坡银元、吕宋银元、西班牙银元、秘鲁银元等，咸集于此，总名之为‘龙银’紓紡矠。”但在侨批中出现的“龙银”，似乎还是特指清代本国银币。

　　所谓的“英洋”、“大英洋”、“大莺洋”，指的是墨西哥出产的银币，“一面镌一鹰鸟，口衔小蛇；一面镌一宝帽”，因此得名“鹰洋”，音讹为“英洋”、“莺洋”，又俗称“鸟银”紓紣矠。

　　 “光洋银”、“光洋”、“光银”、“大光银”、“大光洋”的“光”，是一个相对于“粗”而言的金属货币品相的限定语，指货币表面光洁，不受损、成色足敲凿而受损班驳称“粗”紓紤矠　。按《1902－1911年潮海关十年报告》，截至1907年，潮汕货币流通领域中，通用“相当光洁的墨西哥大洋”和香港银币紓紥矠。又据《潮州志·实业志·金融》卷报道：“大洋中之七角银系由法属安南流入，其银色光洁不受敲凿者名‘光法’。入民国后光法恒于大洋价值之外再有加水。加水高时，比其他大洋加至一角或二角，每被检出图利而少流通。故其绝迹乃为诸大洋银之最先者紓紦矠。”

　　至于这些货币名称中的定语“大”，则是将银元区别于同样是金属货币、硬通货，但处于辅币地位的“毫银”或称“银毫”、“毫子”、“银角”、“小银货”　。“银元及银角总称之为洋银或洋钱，银元对于银角谓之大洋钱、大洋、大银圆或大圆純紛矠。”

　　至于《潮帮批信局》151页所收录的1924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由暹罗“永振发信局”寄批银至澄海的票根上所谓的“中光银”，则是指中国铸造的光洁的银元。强调“中”，殆即为了区别于“洋银”的“洋”。

　　在《陈遗恩家族侨批联系统计表》中，“英洋”、“英银”、“洋银”在1925年（含1925年）之前货币资料完备的22封侨批中，凡出现7次，约占32％；其中1914、1915、1916三年的6封侨批，有5封寄的是英银或洋银。而在1926年至1935年的货币资料完备的35封侨批中，则仅有3封，约占9％；其中1927年开始的侨批，完全不见上揭货币单位。此外，“龙银”只在1927年前出现两次。

　　虽然这些资料，仅仅来自一个家族的基本完整的一批侨批，但还是与近现代中国的货币历史相吻合。从清乾隆到近代的中国货币金融领域，行用的货币大多是外国银圆，特别是西班牙、墨西哥银圆。1907年至1911年间，吉林和其它省的铸币厂的银元流入汕头純紜矠。民国三年（1914年）天津造币厂开始铸造“袁币”，民国四年（1915年）广东分厂也铸造这种新银币。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大量铸造“孙像币”。“这‘袁币’及‘孙像币’在民间颇有信用，到处流通无阻；且自‘袁币’行用以来，墨西哥银圆及其他外国银元，渐次减少流通，旧有的龙洋，其重量纯分之较低劣者亦渐次淘汰几乎绝迹了純紝矠。”

　　三、法币时期的侨批货币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底全国实施“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来增加了中国农业银行　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又叫“国币”　，禁止大洋在市面上流通，民间包括大洋在内的现银由中央银行收兑。潮汕侨批也因此进入了法币时代。《陈遗恩家族侨批联系统计表》中1935年11月28日陈应传所寄侨批的货币单位，已经是“大银”、“国币”并称了。

　　（一）法币流布初期（1936—1937）：

　　法币政策出台后，当时割据广东的陈济棠政府也随后颁布了《管理货币办法》，实施通货管制，规定以广东省银行的银毫券、大洋券以及广州市立银行的纸币为广东法币，由省银行、广州市立银行收兑。为了与中央竞收白银，广东当局特意提高了银价，因此出现了民众以银币挤兑纸币的热潮，潮汕民谚“笑笑，龙银换纸票”就是当时情景的写照。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陈济棠下台，广东还政中央。次年（1937年），中国、中央、交、农四行的“国币”开始进入潮汕。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起，汕头的商业交收改为国币本位；与此同时广东“大洋券”仍享有信誉，在潮汕各地依然通行无阻。

　　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中华民国历史上（1912—1949）广东地方社会在货币金融领域最终“国家化”的转折阶段。

　　这阶段（1936—1937）的侨批，在《陈遗恩家族侨批联系统计表》完全阙如，原因是该家族在海外的成员陈应传，在此阶段回到家乡完婚生子純紞矠。不过，从近年来出版的两部侨批巨著《潮帮批信局》和《潮汕侨批萃编第一辑　》下表简称为《萃编第一辑　》中，我们还是可以爬梳出下表，以反映地方货币更替的历史轨迹。

　　在上表中，广东法币又称“广纸”，中央国币又名“法币”、“中央票”、“中央币”、“中央纸”、“中央银”、“国币纸”、“国票”、“中央”。而由于地方货币通用货币在当时存在着不稳定因素，所以海外寄批时，需要约定“订交”货币，或者干脆约定“订交汕头通用纸币”，以免产生纠纷。

　　（二）法币流布中期（1938—1945）：

　　由1938年到沦陷期间，是笔者所谓的法币流布中期。这一阶段中，潮汕货币变迁与全国其他地区一致：由三十年代末期的国币、大洋券并行，到沦陷时期的国币、日本军用手票、四明等八家地方或商业银行旧钞以及大洋券并行，国币、大洋券、储备券潮汕民间贬称“途死纸”　并行。期间，中央国币保持了较高的货币信用，成为侨批使用的主要货币。《陈遗恩家族侨批联系统计表》中这一时期的8封侨批，均用“国币”或“法币”。

　　复次，在已经出版的两部侨批书籍中我们也可看到如下资料：

　　上表中，除了沦陷期间沦陷区侨批上出现的“储备”、“新国币”、“新币”、“新”等储备券别称，以及沿用旧名“大银”、“银”外，其余货币均为中央国币。

　　三　法币流布后期（1946—1949）：

　　复员后中央银行钞票一统天下。但很快的，由于中央银行所发行的“中央纸”、关金券、金圆券、银圆券相继大幅度贬值，物价暴涨。民众对国币失去了信心。潮汕的国统区内，除了侨批分发和零售买卖使用国币外，大宗交易演变为主要以商号之间同日届期的条单相互割抵进行结算。市面上自发地选定“白米”作为实物货币，港币大量侵入包括潮汕在内的华南地区，原已退出流通领域的大洋也卷土重来。

　　从《陈遗恩家族侨批联系统计表》中，我们看到的是，1946年到1948年6月12日的16封侨批，寄的货币，看似与前期相同，全是“国币”或“法币”，但量词却是“万元”；1948年6月12日的一封侨批，虽然不带货币名称，然数量相当庞大——2000万元，也应是国币单位。

　　从1948年9月8日的侨批开始，《陈遗恩家族侨批联系统计表》的10封侨批，共有6封用的是“金圆券”、“金圆纸”。其余4封则用港币，其中第一封是1948年12月4日寄出的，1949年8月2日开始的3封则全用港币。

　　此外，为了降低货币贬值的风险，《陈遗恩家族侨批联系统计表》中的侨批，从1948年3月15日开始的12封，有6封夹带了叻币。

　　结语：侨批研究与区域货币史研究的互动

　　综上，笔者以《陈遗恩家族侨批联系统计表》与辑录自《潮帮批信局》和《潮汕侨批萃编第一辑　》的货币资料为分析对象，勾勒了近现代汕头货币历史演进的轮廓，特别是侨批货币的大略。这也许可以说明，对于侨批侨汇的历史研究，对于地方货币历史的研究，不无裨益。

　　反之，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区域货币史的研究，有助于考定侨批的历史年代。近年来，在饶宗颐教授的倡导下，侨批研究成为了潮州学的学术前沿。然而，相比起侨批资料及相应的侨批文物的的搜罗来说，对于侨批文献即侨批中的信件　的基础性工作——释读，却显得不足。文献的释读，或许必须首先解决每件侨批文献的年代鉴定问题。特别是对于为数不少的因为种种原因佚失了侨批的信封的侨批文献而言，分别鉴定时间，再将整批侨批文献连缀排序，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先行工作。

　　对于侨批的年代鉴定，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純紟矠，如对于邮戳、信封的识别对于侨批信封、信件齐备者而言　、对于地名的分析、对于信纸的鉴定、对于侨批信件的解读包括同一家族的不同侨批文献的对读系连　等，也可以通过梳理地方货币历史脉络，作出判断。

　　注释：

　　 ①饶宗颐总纂黄仲渠分纂《潮州志·实业志·金融》汕头，潮州修志馆，1949页1。

　　 ②饶宗颐总纂黄仲渠分纂《潮州志·实业志·商业》汕头，潮州修志馆，1949页73。

　　 ③本表承蒙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陈丽园小姐惠赠，谨致谢忱。

　　 ④陈景熙《潮汕工商业史话》香港，艺苑出版社，2001“潮汕纸币纵览”。

　　 ⑤《潮州志·实业志·金融》页5。

　　 ⑥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编《潮汕侨批萃编第一辑　》香港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3页4。

　　 ⑦《潮汕侨批萃编第一辑　》页9。 

　　 ⑧《潮汕侨批萃编第一辑　》页3。

　　 ⑨《潮汕侨批萃编第一辑　》页11。

　　紒紛矠《潮汕侨批萃编第一辑　》页5。

　　紒紜矠邹金盛《潮帮批信局》香港艺苑出版社，2001彩图12。

　　紒紝矠《潮帮批信局》页118。

　　紒紞矠《潮汕侨批萃编第一辑　》页7。

　　紒紟矠《潮汕侨批萃编第一辑　》页21。

　　紒紡矠《潮汕侨批萃编第一辑　》页12。

　　紒紣矠《潮帮批信局》页151。

　　紒紤矠《潮汕侨批萃编第一辑　》页19。

　　紒紥矠《潮汕侨批萃编第一辑　》页7。

　　紒紦矠《潮汕侨批萃编第一辑　》页10。

　　紓紛矠《潮汕侨批萃编第一辑　》页22。

　　紓紜矠《潮汕侨批萃编第一辑　》页17。

　　紓紝矠《潮汕侨批萃编第一辑　》页18。 

　　紓紞矠《潮帮批信局》页183。

　　紓紟矠《潮州志·实业志·金融》页3。

　　紓紡矠萧冠英《六十年来之岭东纪略》广州，培英图书印务公司，1925页63至64“通货”。

　　紓紣矠《潮州志·实业志·金融》页4。

　　紓紤矠《潮州志·实业志·金融》页6。

　　紓紥矠潮海关税务司克立基Ｅｄｗａｒｄ，Ｇｉｌｃｈｒｉｓｔ　《１９０２╟１９１１年潮海关十年报告》，载中国海关学会汕头海关小组、汕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遍《潮海关史料汇编》１９８８年内部发行　页６８。

　　紓紦矠《潮州志·实业志·金融》页5。

　　純紛矠周伯棣《中国货币史纲》中华书局，1934页101。

　　純紜矠潮海关税务司克立基Ｅｄｗａｒｄ，Ｇｉｌｃｈｒｉｓｔ　《1902—1911年潮海关十年报告》，载《潮海关史料汇编》页69。

　　純紝矠周伯棣《中国货币史纲》中华书局，1934页105至106。

　　純紞矠调查材料：调查时间——2004年10月15日，调查对象——陈应传之子陈润鑫，调查地点：汕头市澄海区。

　　純紟矠这方面的认识，得益于与曾旭波先生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