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景泰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452年5月16日），朝廷把当时隶属南海县的东涌、马宁、西淋、鼎安4都37堡及新会的白藤堡划出，设置顺德县。顺德建县距今只有550多年的历史。而顺德人侨居外国的历史，却比顺德建县的历史还要长。

    1433年（明宣德八年），三宝太监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完成了中国封建王朝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相传当时下西洋的庞大船队在广州停泊时，一面补充粮水，一面招募差役，于是有一名水藤人应募。这就是第一个飘洋过海到异国的顺德人。但当时还未设置顺德县，水藤还是属于南海县辖区。而且，明初厉行海禁，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之一，正是针对南洋华侨，招诱海外流民返国，镇压被朝廷认为是啸聚一方而又不受招抚的华侨。所以，当时即使有水藤人应募当差，也只是做一名下西洋航程中的差役，而根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侨民。

    溯源顺德人侨居外国的历史，竟然与反抗明王朝的农民起义密切相关。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海冲鹤堡（今属顺德勒流）的黄萧养，在家乡招兵举义，打造武器和战船，远近贫民纷纷响应。不足一个月，造好了战船150艘，队伍也扩展到一万多人。六月中旬，黄萧养率领队伍祭旗誓师，宣布起义。之后，义军攻占了大良，建立了根据地。然后，分兵两路进攻佛山。八月底，黄萧养亲自率领战船攻打广州，在沙角尾击溃率部前来增援的明朝副总兵王清，声威大振。黄萧养于是自立为“顺民天王”，建都大良。前来投奔义军的人马源源不断，队伍很快就扩充到10多万人。明景泰元年（1450年），义军接连受挫。波萝庙、白蚬壳一战，义军损失很重，最后被包围在白鹅潭江面。混战中，黄萧养中箭落水被擒，不屈而死。

    黄萧养起义失败后，明王朝大举清乡，严缉起义者，乡民义兵大批外逃。为了逃避朝廷的缉捕，水藤乡的一群村民和义兵背井离乡，外出逃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冒险乘船沿南中国海边缘航行，漂流辗转至印度登陆，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并繁衍至今。这是迄今所知顺德第一批真正的华侨。

    明清时期，朝廷主要实行海禁政策，禁止民人通贩外洋，移居国外，甚至不惜用极端手段对民人迁徙严加限制，他们视留居国外的华侨为“贱民”、“无赖”，“汉奸”、“匪盗”。清顺治初年，为了巩固对沿海地区的统治，朝廷不惜推行残酷的迁界令，将沿海居民内徙，甚至把沿海村镇夷为废墟。康熙初年，顺德也遭受迁界令之灾。当时桂洲等地村民被清兵强行拆屋，掠夺财物，驱赶内迁，以致流离失所，死亡枕藉。那时，冒险出洋者，会被处以重罪，甚至以通贼论处死。即使是放松海禁之时，朝廷还是对出洋之人疑心重重，采取诸多措施加以防范，不仅千方百计防止民人出国，而且对华侨归国也限制多多。封建社会的闭关锁国政策、专制政治制度的重重压迫、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驱使一批又一批社会低下阶层者历尽艰辛飘洋过海，甚至冒死出国，以谋求生存和发展。

    顺德人早期侨居外国，其原因主要有避祸、谋生与逃难几种：

    一是避祸。前面说到，顺德第一批华侨，是黄萧养起义失败后为了逃避朝廷的缉捕而逃亡海外的。1850年，爆发了由洪秀全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顺德青年农民成群结队奔向起义队伍。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败亡，没战死的太平军官兵陆续逃回家乡，但不久又遭到清兵的搜捕。为免遭清兵毒手，不少顺德青年又被迫逃亡海外。光绪十年（1884年），沙滘良教沙农民霍基（即曾任毛里求斯国会议员和首都路易斯港市市长霍恩祺的祖父）、蒋胜等十多人因反抗官府遭搜捕而亡命毛里求斯。宣统三年（1911年），“三·二九”广州起义失败后，又有大批顺德籍的民军成员逃亡海外，仅投靠马来西亚邑侨霍三（良教沙人，在当地开锡矿）的就达百人之多。

    二是谋生。清朝前期起，陆续有邑人出国谋生。鸦片战争前，已有众多的顺德人在东南亚国家（如新加坡、马来亚、越南、泰国等）侨居。如康熙年间，大都乡民梁昌五跟随老板前往马来亚经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沙滘东村霍虾的曾祖父往越南，熹涌陈观赐往暹罗（泰国）。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加上要向外国赔款，百姓饱受压榨之苦，经济愈加不景。于是，顺德人出国谋生者日增。从19世纪40年代起，前往美洲、非洲和东南亚各国的邑人络绎不绝，出现了第一次顺德人移民外国的高潮。如道光二十年（1840年），沙滘东村陈宁到毛里求斯；第二年，沙滘东村陈锦河的曾祖父到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