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有关广府、广府人、广府文化等，一句话关于广府研究的诸问题，比之于客家、潮州的研究，其滞后程度和进展形势，差距都是很大很大的，这有其多方面的因由。幸而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地，也吹醒了沉寂中的广府研究，还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1981年成立的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便于翌年与广州市社科联出版了一份专门研究广府地区广州市的综合学术性刊物——《广州研究》，这是一个半官方创办的有着专属性、综合性和学术性专刊，唯其如此，这就更具有其彰显性和特别的意义。

      此后，就在翌年即1983年便有由政府机关——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主办的《岭南文史》创刊，这是一份及时乘势而上，倡导地域研究深具远见的刊物，它不仅注重思想性，更融学术性、资料性和群众性于一体，富有岭南特色。创刊25年来，已出版了近百期，受到学术界、知识界广泛的关注和赞誉，有着一定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对开展和深入地域文化研究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不久，又有由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和广州市地方志馆于1987年联合主办出版了《羊城今古》杂志，如该刊所宣示，这是一份“突出地方特色，鉴古观今，宣传研究广州地情”，具有学术性、资料性和知识性的刊物。创刊20年来已出版了过百期，真可说是名符其实以广府地域为研究中心的文史杂志了。

      尤其不应忽略的是以广东人为主要构成约有三千多万的海外华侨华人，广东人在其中占了三分之二，而其中的大部分便是广府人，他们最具特色的海洋性文化可说便是广府文化中海洋性文明的代表，对于这部分广府人（可说到了今天这部分的广府人已是广府民系中的一个支系了）的研究则已有可喜的起步和收获。还在1981年6月23日，便由省侨联、省社科联和暨南大学华侨所等单位共同成立了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并出版了该会的机关报和会刊：《侨史学报》和《广东华侨历史学会通讯》，这是一个地方性和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其研究对象虽说是广东华侨，而且是历史，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研究的与时俱进，不久，已经是进展到包括华侨华人问题诸方面的研究了，并且到八十年代后期，属于广府地域的如广州、佛山、江门、中山和台山等市县的华侨历史学会也相继成立，它们的研究所属也都是广府区域了，这20多年来其研究成果是相当可观的。

      此外，在此期间，还有一些学术专著的出版，如蒙文通《越史丛考》、蒋炳钊《百越民族文化》等，这些虽或是一些资料考实之作，然作为对一个民系和学科的研究，则不仅是基础，也是不可或缺的。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进入90年代，随着地域文化研究的兴起，在南方的广东掀起了地域文化热，此期间短短的十年便出版了三本以《岭南文化》为书名的专著，同时还有的开展实证调查，写出了《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尤应瞩目的是，一些由官方或半官方组织的机构和活动，大力开展了对岭南及其地域文化的研究，首先有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和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于1991年元月着手编辑出版《岭南文库》，其目的开宗明义“就在于予学人以展示其研究成果之园地，并帮助广大读者系统的了解岭南的历史文化，认识其过去和现在，从而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仅书目便拟了300多种，“涵盖有关岭南（广东以及与广东在历史上、地理上有 密切关系的一些岭南地域）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这是具有标志性的岭南文化研究举措，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此后，广府研究又有了新进展，1992年成立的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在岭南文化研究上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进行所谓“三个三”的岭南文化工程建设，以《岭南文丛》为总称，准备相继出版《岭南文化通志》、《岭南文化研究论著》和《岭南文化历史文献选辑》的三个系列丛书，从其所已出版的书刊和专著中已有不少是侧重和专门研究广府问题的论著，如已出版十余集的《岭峤春秋》便有几集专门研究广府文化的论集。在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工作的深入和影响下，作为广府文化代表和中心地区的广州也于1997年着手筹备成立广州炎黄文化研究会（后因故延至99年正式成立），并出版了会刊《炎黄纵览》，这是又一个着重研究广府文化的群众性学术性的团体。

      如果说上述这些大多是没有很明确的是专属于研究广府文化或把广府文化“大而化之”于广东或岭南文化研究之中的话，那么1995年11月28日在南雄举行的“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的成立及其第一届恳亲大会的召开，便是名符其实的广府人、广府民系的组织和活动了，而在此之前的1990年6月该组织的筹委会已积极进行活动，并且在后来的几年出版了一套有十册之多的《珠玑巷丛书》，该丛书除了发掘和整理了一批可贵的史料，不乏有专家学者的研究专著。与此同时，该会也较侧重于姓氏的联谊，建设和修复珠玑巷与姓氏纪念馆的工作，从另一个方面推动广府文化研究，迄今为止已整理出珠玑巷中153个姓氏的由来和文化，并修建了二三十个姓氏纪念馆，突显了姓氏文化和寻根文化的研究与实践；同时又古为今用，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加强联谊活动，在已创立的“珠玑品牌”的基础上，扩大“珠玑品牌”效应取得了不少进展，这也显现广府文化的务实型、重商性和海洋性的特点。

      由上可见，自改革开放以来，包含在“大而化之”中的广府文化研究，比之于过去已是大由喜色，更有幸的是在此期间的一些有心人和专家学者默默在耕耘，出版了几本开宗明义的广府研究论著，如《广府文化源流》、《五邑文化源流》、《广州简史》、《广州外贸史》等，还有一些出版了近百万字的专著，如《广府海韵——珠江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千年国门——广州3000年不衰的古港》等等，在这些论著中更有明确了把广府作为一门学科——广府学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这反映了人们认识的深入与提高，以及加强研究的迫切性，意义巨大。

尤应特别指出的是，进入新的世纪——21世纪以来，随着地域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在广东于2000年6月28日成立了一个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其宗旨是研究与弘扬珠江文化（或称岭南文化、广东文化），并即着手组织出版《珠江文化丛书》，不几年便出版了颇具品位的研究专著十余种，这无疑对广府文化也“大而化之”于其中了，同时，该会组织的实地调查和学术研究活动也十分活跃，成果累累，可以说，它的成立标志了广东的地域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促进了地域文化研究的发展，也影响广府文化研究的发展，具有着深远的意义。

但是，在这样的一种形势和氛围下，由于广府文化研究往往在“大而化之”而归于无形，因而变得复杂，同时研究又分散滞后，甚至迄今还没有形成一个专属研究的组织团体，其定位也变得模糊，能否作为岭南文化的代表，而广州又是否具有岭南文化中心的地位等等，对此，我想在下面提出一些个人粗浅的管见。

      什么是中心，根据《辞海》的解释，所谓中心即物体的中央，事物的居于中心地位而起主干作用者，亦即指事物的主要部分。所以从广州由城到市的历史发展来看，如果以广州在所处的地理区位，环境风物，社会文化发展大势，以及岭南文化发展的轨迹等方面来考察，都有着明显的优势和居于领先的地位，起着中心主干的作用。

      广州是一座有着历两三千年而不衰的历史文化名城。它地处珠江水系的东、西、北三江的汇流处，位于珠江三角洲出海口的一个溺谷湾头，是一个天然的江海交会的河海良港，先史时代，珠江流域还未形成，只是到了一万多年前海平面不断上升，古岭南出海处受东西两侧的莲花山和云开大山夹恃，海水回流倒灌，海岸线不断向北推进，约在七八千年前使三江之水汇聚于广州、肇庆一线，构成一个溺谷湾发育而成为珠江三角洲，而广州则正处于这一溺谷湾头。所以，进入先秦时期，便有一些典籍关于番禺（古广州）的记载，到了秦汉两代，秦占岭南而发五军直指番禺，汉武平南越统一岭南，也是完成于番禺（古广州），可见广州所处地理区位的重要；而且它自古就位接珠江口，二千多年来，由于流沙淤积，沧海桑田，今天才与出海口稍有距离，然亦可见其得天独厚，地理环境优越，物产丰富多样，山海优势兼备，河道纵横交错，江海交汇相通，水陆交通便捷，经济腹地深广，历史文化厚重，是古来的三朝故都，我国的九大都会之一，不仅是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世纪东方的第一大港，而且还是世界罕有地延续二千多年与时俱进的河海良港。所以如果说古广信在岭南的地理位置上是居于中央，历史上早期的学术文化曾灿烂于一时，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这毋宁可说是以广州为中心的，代表岭南文化的广府文化形成的先导和序幕，盖因从地理和经济发展大势以及历史和文化发展形势等方面而言，这是时势向前发展之所必然也。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发展的事实说明，秦用兵岭南，汉平南越，目的志在占有岭南，开疆拓土，完成统一大业。但是，当汉武帝平定南越后，为了和楫百越，掌控面向南海的广阔领土这一历史任务，尽管古广信地处岭南地区中央，却是深入岭南内陆，更无出海口，外向交通不便，人口也大多是土著越民，这显然无论在地理区位和经济发展诸方面都很难有足以完成这一任务的基础和后劲。因为历史的现实是当时广大的岭南地区还是被称为 未开发的蛮夷之地，主要的原土著住民被视为未开化的南蛮（蛮夷），生产经济落后，处于原始社会阶段，而后来的南越国又被汉武帝一怒之下付之一炬，汉越尚待整合与交融，所以出于政治目的，便只能先在此岭南内陆的小三江交汇处的古广信作好完成此一历史任务的政治和组织准备，在思想和文化方面打好基础。我们综观当时的古广信，有关其经济繁荣和发展的史籍记录甚少，而只是在学术文化方面则颇为活跃，灿烂于一时，然而也却只能除了陈氏祖孙三代是本土广信人，所有如士燮（祖籍鲁国汶阳）、牟子、刘熙、虞翻、薛综……等著名人物，也大都是由中原南下的“新客家”或过客，而且也不少已是在三国至南北朝时期经广州往交州的名家，尤应指出当时在广大的民间还是原生的土著和土著文化，至于被乐称的广东第一个状元莫宣卿和军事家苏章等，他们已是入唐和残唐五代的人物了。因此，从区域演变和历史发展过程进一步观察，在历史的长河中古信不仅未能抓住机遇，继续向前发展，恰以昙花一现，仅两三百年反而自三国以后便日渐销声匿迹，其故安在？也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历史课题。

      然而，另一方面，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滚滚珠江东逝水，恰似万圣朝宗入羊城，位于南海之滨的番禺（古广州）迎来了珠江滚滚向前而来发展的历史，它正居于珠江支流的东、西、北江交汇处而形成的珠江三角洲出海口溺谷湾头开阔的大地上，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三四百年的汉越大融合，番禺（古广州）朝着这一从隐性走向显性的广府文化中心进发，完成了广府文化从孕育——萌芽——成长的过程（其发展过程容后另文阐述），而当此之时古广信则在繁荣过后却仅留下了历史的印痕——在岭南文化的发展史上可说是发挥了孕育广府文化由汉越交融（整合）和文化定型的先导作用，不可能如广州那样成为能够融洽百越，包揽广府、客家、潮州文化的岭南文化中心地位，所以它所起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也就自不言说了。

      下面我们进一步再从岭南文化的发展轨迹来考察，便可清晰看到滚滚珠江长流水，百川入海汇五羊，在岭南文化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终究是以广府文化为代表，以广州为中心在演绎前行。如所周知，北江也是珠江水系一大支流，有着深厚而源远流长的人文历史底蕴，在过去还不曾为研究者所重视，即便是研究广府文化学者也还没有给予足够关注，未能对其丰富的历史文化深入研究，发现和发掘其在岭南文化之源流和发展所起的作用，以时俱进地古为今用，为建设和谐广东与和谐岭南的文化经济服务。这里应该说明的是，这个问题的提出并无与其他地域文化研究论列一日之短长，只是为了回应上文所述广府文化研究之现状，抛砖引玉祈望引起对此一课题的探索有所改进和加强。

历史发展的事实表明，远在地质年代的中生代白垩纪，在位于五岭南麓的南雄盆地便是恐龙的活跃世界，自此经始兴、曲江而下至番禺（古广州）当今闹市中心的吉祥路，都留有恐龙的足迹。进入人类文明的前夜，粤北也是珠江流域远古文明的地区之一，远古人类文化遗留下来的痕迹遗址甚多，也是岭南远古文明的一个亮点和重点。

      到了人类告别猿人阶段进入到古人类旧石器时代，在岭南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已有近百处，粤北也是这一时期古人类生活地区之一。沿着珠江支流的北江沿岸，活跃着古人类所组成的群体，成为了古人类生存的世界，这在1958年位于粤北曲江马霸的狮子岩发现了人类头骨化石便足以说明，经研究测定这一头骨化石为人类进化中属于古人的早期类型（即早期智人化石），被称为马霸人距今已有12.9万年，这是岭南地区最早发现的古人类旧石器时代的头骨化石。此后又在附近地方发现了一些时代较晚一点的人类化石和石器，不久更在沿北江一路南下的地方先是有曲江的石硖文化遗址的发现，此时已是进入新石器时代，后来又在英德青塘、云岭等地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他们都是进入早期稻作的农耕社会了。沿着北江向南一直到了三水思贤滘遂与西江相汇，珠江便发育而形成了一个复合三角洲，可见当年珠江三角洲是非常广阔的，据《汉书•地理志》载：“郁水（西江）东至四会入海”，就是说当年珠江三角洲之西达到肇庆盘地，其北远至清远盘地，沧海桑田，今天的珠江三角洲已推进至广州以南，西至三水，广州已是它的北部顶端，有了八个出海口，于是又有了广义与狭义珠江三角洲之分。据地理学家司徒尚纪教授研究，在这广阔的珠江三角洲从“流溪河沿岸和广州附近距今15万至22万年时已有人类活动，即旧石器分布扩展到珠江三角洲及沿海部分地区”。（见《珠江传》）

     与此同时，考古学的发现也在说明这一点，解放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考古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在岭南地区也有好几次的重大发现，其中马霸人的发现和南越王墓的出土便是其中最著者，而经过深入的研究，1958年发现的西樵山文化遗址群也有着重大的意义，被称为“珠江文明的灯塔”，这样一条史前时期岭南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的脉络便隐约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由珠江的两大支干流北江和西江汇合于三水，在肇庆盆地和清远盆地发育而形成了一个广义的复合三角洲，成为了古代南越先民活动的广阔舞台。此时远古时代以西江的峒中岩人、北江的马霸人为代表古岭南人已从远古的旧石器时代早已进入到新石器时代。随着岁月的流逝，珠江三角洲日益向南延伸，广州由于得天独厚所处的优越地理环境，位于珠三角出海口的溺谷湾头，是一个江河交汇，河海兼备的优良港口，成为了古岭南人亦即南越先民的活动中心，到南越王国时期已发展到极至，在古岭南放射出灿烂的辉煌，加之广州的靠山面海，山海俱备，也成就了岭南文化以水文化为主轴的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成了以广府文化为代表和核心的岭南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重商性和务实性等特质，同时也造就了广州作为岭南文化中心的地位，且历二千多年而不衰的河海商港。

     广州这一位居中心而又由地理与历史自然发展形成长盛不衰的优越区位，也得到了地理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成果的检验和实证。上世纪80年代在马霸人发现了30年以后，古人类学家吴汝康曾指出：“马霸人化石1958年发现时是华南地区惟一的早期智人化石，30年后的今天，它仍是华南地区的惟一的早期智人化石”。又经过对珠江流域下游及其支干流河网结构和珠江三角洲发育与形成的研究，地理学家司徒尚纪教授对珠江三角洲广州地区更提出了上面所引述的有远见的预测，这一观点可能有一天也将会是与考古学的发现有所暗合。经过对马霸人、峒中人以及岭南地区近百处旧石器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使考古学家提出了岭南是“现代中国人起源关键性地区”（张镇洪：岭南史前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地位）的见解。尤其是对新时期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更是成果多多，迄今为止，最大的亮点应该是先后发现的曲江石硖遗址、英德牛栏洞遗址和南海西樵山遗址，这些遗址串起了在五岭南麓至南海之滨的岭南古人类一个从旧石器走向新石器的史前时代，并在西江与北江相汇的肇庆盆地和清远盆地迎来岭南人文明的前夜，最后又是以珠江三角洲为舞台，使在南海的西樵山石器文化遗址成为“照亮了珠江文明的灯塔”。经研究前两个遗址被考古学家誉为珠江文明的开始以及很可能是稻作和家畜驯化起源的地区，而后一个文化遗址则又是双肩石器的独立起源地，其流播与影响则远达东南亚各地，更是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岭南文化（广府文化）外向型的海洋性文化的特征，而且还应指出，它（西樵山文化遗址）正又是以珠江三角洲为舞台，广州为中心而发展传播出去的。

     在此时期，即新石器时代晚期，历史的发展是当时古岭南人的族群社会形态已从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民族已日渐形成，据史载在先秦的夏商年代，我国东南部和南部（主要是南部直至今越南北部）便是时称百越（粤）的族群聚居地，他们的支系甚多，分布的地域也广，商周称扬越、于越，其后按风俗方言则又分称吴越、东瓯、闽越（三者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南越、西瓯和骆越等支系，而后三者中的南越则大多聚居于广东，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其余二者则分布于海南、广西以至红河三角洲（其时越南北部尚属中国）。由此可知今天的所谓广府地区，其原始族群主要便是南越的先民，而他们活动的舞台在现今珠江流域未贯通前便主要活动于今西江、北江沿岸，尤其西、北江出海口交汇所形成广义的珠江三角洲，可见广州的得天独厚，从一开始便成为他们舞台的中心，随着历史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发育延伸南移，广州的岭南文化中心地位便历两千多年而不衰了。

     综上所述，所以如果我们从宏观的视角来看，沿着秦汉以来历史发展的轨迹考察，岭南文化也一开始便是以番禺（古广州）为中心而展开的。秦末汉初，龙川令赵佗乘势而兴，以广州为首府建立了南越国，使岭南大地跨越式的进入封建社会，也使广州首次成为分裂王朝的古都，更使岭南的经济得到第一次大发展，而赵佗的“和辑百越”政策，以及大力传播中原文化和汉文字，又使社会得到很大的进步，开创了汉越交融和越人汉化的局面，所以如果说后来不久在古广信开始出现的所谓汉化定型，毋宁说是赵佗的“和辑百越”和越人汉化过程的延续，以及广府文化孕育的继续。自秦汉以后，三国时岭南属吴，黄武五年（226年），交州刺史吕岱表奏析交州海东四郡为广州，治番禺，此乃广州一名之始，后一度被废，至永安七年（264年），又复建置广州，以迄于今。此后历经两晋、南北朝，在岭南正是汉越大交融、大整合时期，也正是广府文化在形成的过程，至冼夫人归隋、隋灭陈，历时近四个世纪，中国重又统一，在此一时期，古广信已日渐沉寂，而广州却在岭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日益明显，当年粤西和西江沿岸城镇的出现，也是经过广州这个中心而呈现出来，进入隋唐，特别是盛唐以后，广州更成了东方第一大港，而广府文化不仅已形成且已得到了第一次的大发展，同时也自然地以广州为中心，成为了岭南文化的核心和代表。所以，明乎此，我们历史地从这一结合历史地理和人类考古等学科研究而来的观点出发，以新的视角和整体的宏观地对以下诸多论争的学术课题进行探讨考察，诸如古广信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珠江文化源流与发展，海上丝路的出发地及其与陆上丝路的交接点等等问题，也许会有一些新的看法，但在解决一些旧的学术论辩的同时，也必然有一些新的论弁提出来，这正是所谓学问愈辩愈深，真理愈辩愈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