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人文明史的一部分，展示的就是古越人从穴居、半穴居，走向干栏建筑、木屋、瓦房、楼宇的居住形制的发展过程。在其中，我们所能了解和感受的就不只是坊间的故事，更多的是由我们的居住形式构建和沉淀下来的社会习俗。

　　像许多被赋予精微大义的中国文字一样，"楼上"一词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在张爱玲的笔下，"楼上"代表了灰蒙蒙的人生中走无可走的惟一的回旋地，是绝望里的藏身和最后退路。而在广州人的俗语"有钱楼上楼，无钱地下猫"里，"楼上"则是一道鸿沟，划分着社会中的地位和财富，同时，也是一种身份的标识。实际上，"楼上"来源于上世纪20年代广州茶楼业的经营。从路边铺面发展到构墙叠屋，"楼上"便成了茶楼业从平民消费转变到富贵享乐的标志。其时，楼上、地下的差别就已经不仅仅是财富，更标志着一种新型的消遣性的生活方式的新构。

　　上世纪之初中西冲突和融合，使善于吸纳和中庸的广州人认同了中西合璧，最为外在的表现便是建筑文化了。开马路、建楼房、造公园等城市建设使广州步入了近代化城市建设的进程，欧风美雨终于洗礼出亦新亦旧、传统和现代相融的面目。所以，这时期，平地而起的楼，广州人称为"洋楼"。时至今天，广州的东山洋楼、西关大屋就是中西文化激荡后偃旗息鼓的一场展览。看看楼外繁复的罗马廊柱和精细的铁铸文饰或瓶花式的栏杆，而楼内一应俱全的却是雕龙嵌凤的繁缛的红木家私、供着"门官土地福德正神"、"五方五土地主龙神"、关公、观音，门前还贴上带有皇恩浩荡色彩的对联"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这种模式明白无误地告诉你，近代化广州中的新生活趋势是在新旧的夹缝中仄行无止的，它带给我们的不是尖锐的排斥，而是和谐的相安相融。

　　半个世纪以后，"楼上"又被政治统帅一切的60年代赋上了政治色彩。一时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被视为社会主义理想的最外在的、最具体的物化体现。当然，这与从前所标榜的新型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大同理想的基础，不仅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更是良好的社会制度的体现。因此，它指导着大家一股劲地往"楼上"奔。

　　一直以来，广州人是把楼上与平房相对应来看待的。当广州人实现了以楼上为蜗居之所时，只是一转念间，大家就像从前向往楼上那样怀念瓦舍平房了。"瓦舍鳞鳞"的生活代表了市井坊间的热闹民生、代表了一种睦邻熙熙的关系、代表了人与土地、空气和四季轮回的亲和。那种粉墙瓦影、雨成檐滴的深切韵味、那些屐痕、街灯、井水，营造的是"楼上"无法触及的引笑为语的氛围。瓦舍的生活产生了"远亲不如近邻"这样总结性的坊间文化，也产生了"在人屋檐下，如何不低头"这样的坊间哲学，同时"有瓦遮头"这句习语也引申为对生活最内敛的愿望。

　　在此，粤文化的包容性只体现在对所有的到来保持缄默，然后，让时间说出它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