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罗香林出生于广东兴宁县，他从小勤奋好学，小学没有毕业，就能背诵《古文观止》。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由于成绩优良，曾被推荐为《清华周刊》的总编辑。先后在国立中山大学、中央政治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广州国民大学等任教。 

　　罗香林在授课之余，根据收集整理的大量客家资料，系统详尽地阐述了华夏民族汉族的重要一支客家源流和迁移的过程、分布及其语言文化特点等。以后又相继撰写了《客家源流考》、《客家史料汇编》、《客家迁移及其分布图》，进一步探讨阐述了客家根源、迁徙与具体分布，成为研究客家最有权威的专家。 

　　罗香林从阅读《坤甸历史》和《兰芳公司手册》中，发现广东梅县人氏罗芳伯在开发婆罗洲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以及罗芳伯协助苏丹平定地方叛乱，深得当地百姓和侨胞的爱戴，为此，他被大家推荐为首任“大唐总长”，开民主先声。为了纪念罗芳伯，弘扬海外侨胞开拓进取的精神，经过认真调研、考证，罗香林撰写了《西婆罗洲罗芳伯所建共和国考》。 

　　1939年春，罗香林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研究院指导教授。第二年，他率领中山大学文科研究人员赴桂林等地考察文物古迹及其有关石刻。后来又潜心钻研佛教，并将考察和研究成果撰写成《唐代之光孝寺》与《桂林摩崖佛像》两书，受到佛学界和日本有关专家的重视。接着，罗香林又专题研究孙中山先生的家世，并著有《国父家世源流考》。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罗香林出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省立文理学院院长，并主持广东建设研究委员会事宜。在这期间，罗香林积极谋求教育事业的发展，创办了《文理学报》和《广东建设研究》季刊，对推动和发展广东文献事业作出了显著成绩。 

　　1949年6月，罗香林全家移居香港，先后在香港文化专科学校、广大书院、新亚书院以及香港大学任教，并担任东方文化研究院院长、亚洲研究中心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还为香港《星岛日报》创编《文史副刊》。在这十七、八年间，罗香林不仅认真教学、勤奋著述，而且积极从事考古工作和学术文化活动。他曾多次到古迹集中的郑屋村、屯门等地考察。在郑屋村发现汉墓与出土文物，并作出鉴定和评价。对九龙、新界史迹和香港屯门自唐代至明朝的海上交通史及香港新发现的明永历四年所造大炮、香港的打石史迹，以及1842年以后香港及其对外交通一一作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然后撰写文章发表。罗香林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研究香港最多、最深、最有名的专家。

　　1965年，罗香林被聘任为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第二年他用中文发表了《中国族谱研究》的演讲，然后出版发行。这是他首创的研究课题，也是继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之后又一次开启当代学术研究之先河。此外，罗香林还多次出国，参加国际汉学学术会议，先后宣读《中国社会之演进与中国历史分期关系》、《三年来香港与东亚学术研究有关成就与趋向》等论文，致力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1968年，罗香林从香港大学退休以后，港属的一些学术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仍然请求他担任职务。罗香林在珠海书院任职10年。1968年8月，他出席台北第一届国际笔会会议，宣读其论文《元明二代中国与忽必谟斯之交通》。1969年7月赴美国出席犹他州盐湖城的世界载籍会议并提交论文两篇。1970年6月，他以国际笔会香港分会会长的身份赴汉城出席国际笔会。 

　　1973年10月，罗香林出席台北召开的世界客属同乡大会，在会上他作了《客家源流及其社会背景与影响》的专题演讲。第二年10月，世界客属总会在台北成立，罗香林应邀在成立大会上作《客家源流考》的专题演讲。世界客属联谊会在香港成立联络处，罗香林担任首席召集人。 

　　罗香林在香港期间，热爱桑梓文化、维护桑梓文献的情怀不减。他在乡贤的积极赞助下，在香港先后辑印《兴宁先贤丛书》十几册、影印《兴宁明》精装二册，《兴宁廿五家诗选》一册。罗香林热心社团要作，他所领导的社团有兴宁同乡会、罗氏宗亲会、世界客属总会香港分会、香港笔会、清华同学会等。 

　　1978年4月20日，罗香林在香港病逝。综观罗香林的一生，他致力于教育和学术研究，先后发表学术论文140多篇，出版著作40多种，他对客家问题、中国族谱学、唐代文化史及孙中山先生的家世源流等都有独到的见解，他的诸多研究成果在文坛、史学界将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