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与广东商人的海外移民举世公认，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创举。他开辟的洲际航线，对于后来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于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华士哥•达•伽马(Vasco da Garna)于1497年7月绕过非洲好望角(The Cape of Good Hope)，然后于次年3月20日到达郑和下西洋曾经到过的马林迪(《明成祖实录》称“麻林”)、东行到达印度西海岸港口卡里库特(Calicut，今科泽科德，《明史》称“古里”)而开辟自欧洲到印度的东方航线；和西班牙人麦哲伦(F•D•Magalhaes)于1519-1522年的环球航线的开辟，使地理上分散隔离的世界各国逐步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和人类历史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变成全世界的历史，都起了先导的作用。而郑和七下西洋都是途经广东省南海水域的南澳岛(今广东省南澳县)、七尖星(今惠东县东南的大洲岛)、独猪山(即独洲山、今海南省万宁县东南之大洲岛)、七洲洋(今海南省七洲列岛)等地，然后到达西洋诸国，其中郑和第二次下西洋还是“首从广东往占城”〔1〕的。这说明，郑和下西洋与广东的关系非常密切，实属必经之途和首航地之一。而广东人向海外南洋移民正是在郑和下西洋后的明中叶逐渐形成“移民潮”的。唯其如此，本文拟就郑和下西洋后广东人向南洋移民活动作一探索，以就正于方家。

　　据笔者看到的史料，广东人的海外移民早在北宋末年就开始有个案了。但真正形成“移民潮”，则是在郑下西洋后明中叶以降。据史料记载，郑和第二次下西洋船队航经三佛齐旧港的时候，曾遇到在那里定居的广东移民陈祖义、施进卿等。当施进卿归顺郑和后，即被明廷任命为旧港宣慰司使，“赐诰印及冠带”；〔2〕于是施进卿成为旧港的“大头目”，“以主其地”。他死后不久，“其女施二姐为王，一切赏罪黜陟皆从其制”，〔3〕成为旧港事实上的统治者。后来，施二姐排斥其大姐，离开旧港，前往爪哇，被满伯夷国王委任为爪哇的港主(Shahbandar)，负责国王与外国商人的联系和征收关税等事务。施家两姐妹定居幷入主旧港和爪哇，为广东人向南洋移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明中叶以降，随着以商品流通为基础的贸易全球化的形成，和广东成为贸易全球化中心市场的有利条件〔4〕，无数广东商人到南洋贸易，“往往久住不归，……间有削发长子孙者”。〔5〕同时，由于当时明廷实行海禁政策，造成部分走私商人逃避官兵追剿而移民南洋，从而形成了南洋移民热潮。当时广东人主要是向安南、占城、暹逻、北大年、马六甲、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国家移民。现将移民情形及其对当地经济开发分述如次。

　　一、广东的南洋移民概观

　　1.向安南移民。

　　安南与广东的钦州、廉州(今属广西)山水相连，双边贸易历来十分频繁。成化初年，广东珠池奉御陈彝奏：南海县民遭风飘至安南被编入军队及被阉禁者超过100人。〔6〕成化中，海南(今为海南省)文昌人吴瑞、刘求等13人到钦州做生意，遇风飘至安南，当局将他们“俱发屯田，以瑞独少，宫之”。〔7〕这些“飘至安南”的广东人，大多数实际上是到那里做生意的，如张燮《东西洋考》云：

　　贾舶既到，司关者将币报酋，舶主见酋，行四拜礼。所贡方物，具有成数。酋为商人设食，乃给木牌于廛舍，听民贸易。〔8〕

　　位于交州城东南的宪港(今越南海兴省兴安)，16世纪末已是繁荣的港埠，有“小长安”之誉。广东人在该地经营中药、布料、香料、蜂蜜、丝及丝织品等生意。崇祯十年(1637年)，荷兰人在宪港设立商馆，与广东、福建商人进行贸易，直至1 8世纪30年代，宪港才逐渐衰落〔9〕。

　　16世纪末，安南黎朝分裂成南北对立的两个政权，北部为郑氏，南部为阮氏。阮氏政权建都顺化(今越南平治天省首府顺化)，为与郑氏争雄，一方面招揽中国人，另一方面侵略南邻的占城。阮氏政权允许华商在会安(今越南广南岘港省会安)选择一处合适的地方建立城镇，使之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国际贸易港口。清人和尚大汕称：“大越国会安府者，百粤千川，舟楫往来之古驿；五湖八闽，货商络绎之通衢”。〔10〕每年新年期间，开始为期7个月的交易季节。当地居民运来生丝、熟丝、黑檀木、鹰木、糖、麝香、肉桂、大米等土产；广东商人则运去瓷器、纸张、茶叶、银条、武器、硝石、硫磺、铅等货物。〔11〕由于生意兴隆，客居既繁，广东及各省商人在会安建立了天妃宫和会馆。乾隆六年(1741年)，会安中华会馆碑记称：“会馆之设，由来已久”，末署“各省船号众商立”。〔12〕说明广东商人在会安地方贸易居住了。

　　　2.向占城移民。

　　占城位于安南之南，是一个商业贸易的重要枢纽。永乐时郑和下西洋，曾停泊于新州(今越南义平省东南岸归仁港)，史称：

　　(占城)国之东北百里，有一海口，名新州港，岸有一石塔为记，诸处船只到此舣泊登岸。岸有一寨，番名设比奈，以二码头为主，番人五、六十家居内，以守港口。〔13〕

　　嘉靖年间(1522?1566年)，安南屡起事端，侵扰占城。于是占城不得不把首都从新州迁往鹤顶，新州贸易受到打击。明朝支持占城，以牵制安南。时人陈全之提出徙广东等地海商以实新州，帮助占城恢复贸易的“足国裕民”计策，他说：

　　凡有闽广水商，久没该国者，尽室起赴新州，分田立宅，就其众中之豪，投以千百夫长之号，内以都护占城，外则大通诸国，运致土产，转相贸易；不出数年，番舶毕集；吴浙、闽、广水商亦许经至，若遣官经理，起例抽分，足国裕民……〔14〕

　　由此可见，明中叶广东商人不少在占城贸易和定居。

　　3.向暹罗移民。

　　暹罗是广东商人移民的主要侨居地之一。明初已有南海人何八观等“流移海岛，遂入暹罗”。〔15〕

　　克路士的《中国志》称，有些广东商人到马六甲、暹罗、北大年等地做生意，就居留下来，“不再返回中国”。〔16〕17世纪初，首都阿瑜陀耶和北览波、万佛岁、北柳、柴真、万岑、那坤是贪玛功(六坤)、北大年、普吉岛、尖竹汉、曼吉、妓功、佛丕、猜耶、廊营、董里等地都有广东商民贸易侨居。〔17〕确实如葡萄牙人坎皮士(De Campos)所说：“中国人在泰国到处定居”。〔18〕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也称：

　　这个城市(指阿瑜陀耶)是一个联系广泛的贸易中心，不仅与日本、澳门和广州，而且与东南亚群岛港口和马来亚半岛东海岸的北大年都有贸易往来。〔19〕

　　黄衷《海语》称，暹罗首都阿瑜陀耶有“奶街”，“为华人流寓者之居”。〔20〕可见嘉靖时，阿瑜陀耶已出现了有些类似后来的“唐人街”模式。荷兰人法伦退因(F?Valentyn)着《新旧东印度志》所附暹罗国湄南河下游地图有“唐人岛”(Chinese Island)，即“中国人居住之地”，〔21〕以显示17世纪初华侨在“唐人岛”聚居。

　　4.向北大年移民。

　　北大年是暹罗的属国，又称大泥，明中叶后期“华人流寓甚多”。〔22〕1 6世纪70年代，这里已有一名华人拿督，在当地经济有相当大的影响。〔23〕嘉靖末年，广东饶平县海盗商人林道干在福建为官军所败，逃到台湾北港和昆仓岛(Polu Condoo)。万历六年(1578年)，林道干惧怕官军追击，率部南航到大泥(Datni)，“攘其边地以居，号道干港”，聚集广东、福建海盗两千余人，〔24〕北大年女王招其为婿，引华人为大臣，鼓励华人移民，使北大年成为广东人居留最多的地区之一。有记载说，吉兰丹波赖村“全村住的都是三百多年前集体移入居住的华人。他们现在讲的还是汉语客家语系语言。传说移入时的领袖张伯才是海盗领袖。考三百年前，正是明末清初的时候，无需解释这些移民便是抱着反清复明的华侨先民了。”〔25〕

　　5.向马六甲移民。

　　广东商人侨居马六甲历史悠久，《明史•满刺加传》称其居民“间有白者，唐人种也。”嘉靖年间(1522-1566年)，南海人黄衷说：马六甲“俗禁食豕肉，华人流寓或有食者，辄恶之，谓其厌秽也。”〔26〕说明广东等地侨民入乡随俗，有信奉伊斯兰教者。16世纪初，满刺加设有四个沙班达尔(Shahbandar)，即港长、港务官之类，由中国人、爪哇人、束巴亚人及孟加拉国人各一人担任，说明华人在满刺加受到重视和信任。沙班达尔的职责是接待帆船船主，引见盘陀河罗(Bendahara)，给他们分配货栈、发送货物、安排宿舍和预定象只(运输工具)，幷征收港口税；由华人担任的沙班达尔负责管理来自中国和印度支那的商船。〔27〕据葡萄牙人阿伯奎记载，满刺加第二代国王沙根达萨(Xaguendarsa)曾娶中国船长大王(The king of Chinese Captain)之女为妻。〔28〕说明华侨在马六甲社会占有较高的地位。

　　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后，任命一个终身职务的盘陀河罗管理外侨事务，另外实施民族自治，设“甲必丹”(Captain)管理各侨居民族，其中摩尔人、欣都人、爪哇人各设甲必丹一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其它各族设甲必丹一人。1641年，马六甲华侨已有300-400人。〔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