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家洲

妈祖被作为航海的保护神，是宋代开始流传在我国沿海地区的民间宗教信仰之一。伴随着海商、船主的赴海外经商贸易及华侨的出国，妈祖信仰传播到世界各地。如今妈祖已被誉为国际性的航海女神及和平女神，成为世界海洋文化的组成部分，吸引着学者们的极大兴趣。有的学者一针见血地把它概括为，凡有华侨足迹所到之地，妈祖信仰就传播到那里。本文拟就日本华侨社会的妈祖信仰及其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族社会的妈祖信仰，试作比较和探索。

一

日本与我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与我国交往的历史十分悠久，妈祖信仰也较早传播到日本，据现有的资料证明，开始于明末(在古琉球国则开始于明初，近代以前它未隶属于日本，为节省篇幅，这里从略)。其传播路线是沿九州岛北上传到日本本州岛各地。根据有关报道，在日本的萨摩半岛、鹿儿岛的片浦港、长崎、平户、岐阜市、茨城县的矶原、珂奏，甚至在本州岛最北部的青森县都有妈祖庙。在日本列岛到底有多少个妈祖庙，学者们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有100座。①据1987年10月31日来莆田湄洲妈祖庙参加纪念妈祖逝世一千周年的日本鹿儿岛妈祖信徒访宗团团长柳元直秀说，妈祖信仰是明末林北山带去日本鹿儿岛的。至今当地林氏后裔和许多日本居民仍然虔敬妈祖女神。

在日本列岛的妈祖信仰中，以明末和清代长崎华侨社会对妈祖的信仰最为典型，后来波及日本各地的华侨社会，兹作如下分阶段的探讨：

(一)以妈祖为长崎华侨崇祀的主神时期

17世纪初，随着中日间海上走私贸易的兴盛，加之明末政局动乱，促使许多海商、船主以及部分明末士大夫、文人流寓日本长崎，②而当时正值日本江户幕府(1603～1868年)建立初期，幕府为了发展对外贸易以增加财政收入，故对明朝商人来长崎贸易持欢迎态度，③从而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人的流寓和移居。后来，由于西方天主教在日本的广泛流传，威胁着日本幕府统治的稳定，从1612年起，幕府连续下达严厉的“禁教令”，禁止天主教的信仰和传播，强迫教徒“改宗”，否则处以流放或重刑。面对当时日本严峻、复杂的形势，为了有利于华侨在长崎的生存和发展，并祈求来航长崎的海上往来平安，避免日方在天主教问题上的疑忌，并祭祀供养先亡的菩提，遂由移居长崎的各地船主们发起倡建佛寺，以表明信仰，表示不与天主教来往。④于是在1623年，由三江(江苏、浙江、江西)帮的船主们发起和捐资，在长崎东明山创建了兴福寺(俗称南京寺);1628年由泉漳帮的船主倡议和集资，在分紫山创建了福济寺(俗称泉州寺，又称漳州寺);1629年由福州帮的船主发起和捐资，在圣寿山创建了崇福寺(俗称福州寺)。⑤此三佛寺，在日本长崎史籍中称之为“唐三寺”，后又于1678年，由广东帮的船主们在万寿山创建了圣福寺，合称为“唐四寺”。⑥这里应当指出，早在1602年，曾由流寓长崎的漳州籍贸易商欧阳华宇和张吉泉，经当局批准，将长崎稻佐乡的净土宗悟真寺改为菩提寺，⑦不过其影响远没有后来的唐四寺大，且寺内无妈祖供奉，故在这里从略了。

由于长崎三寺的创建是仰赖船主们发起和捐资的，船主在建寺过程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⑧而船主们在长期的航海经商实践中，船舶常年履涉惊涛骇浪，飘泊于汪洋大海中，日夜虔诚地祈求妈祖的庇佑，他们的商船航行能否平安抵达目的地，是借助妈祖航海保护神作为精神支柱的。因此，在兴建佛寺时，船主们当然地把妈祖引入佛寺，作为供奉的主要神祇，定期地进行祭祀。根据1715年编著的日本《长崎图志》记载：“崇福寺，在大光寺左仑，名圣寺山，宽永九年(1629年)，明人王(王引)、何(何高材)、林(林守殿)、魏(魏之琰)诸大商施，僧超然建，即祀天妃。”⑨这是史籍的真实记载，不仅崇福寺如此，兴福寺、福济寺也是如此。而且三寺均把妈祖堂列为首批建造的主要殿堂之一。例如，崇福寺自1632年批准建寺，宽永十二年(1635年)第一批兴建的项目有方丈、斋厨、法堂、妈祖堂;1644年海天门(即第一峰)、妈祖堂、法堂落成;1646年单层的大雄宝殿建成。⑩兴福寺的妈祖堂，正中主祀妈祖，左右配祀关帝及大道公(三官大帝);福济寺的青莲堂，正中主祀妈祖，旁祀关帝和观音大士;崇福寺的妈祖堂，船主魏之琰题有“海不扬波”匾额，正中主祀妈祖，旁祀三官大帝，而在护法堂内祀关帝及观音。由此可见，在长崎三佛寺创建的初期，实际上是以建造佛寺之名，而行崇祀妈祖之实。名义上是佛寺，而实质上却是妈祖庙，诚如日本内田直作教授所指出，唐三寺当初是以妈祖堂、关帝庙为主体的。⑾此种情形，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族社会也是罕见的。

面对此情此景，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当时流亡长崎的士大夫、文人，目睹三佛寺供奉的神祇喧宾夺主的做法，不但不加非议，反而顺从船主们的社会心理需要?这是因为明末清初士大夫、文人们的流亡和冒险出逃东渡，是依靠海商船主们帆船的扶助搭载，才得以平安地在长崎登岸的。当他们安抵长崎后，无不发自内心地感激船主的救难隆恩，感激海神妈祖镇风平浪、引航避险的神威。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赞同把妈祖作为寺庙里供奉的主神，加以崇拜。三佛寺的住持为何也允许这样把妈祖堂、关帝庙建在佛寺内呢?原因是，这些住持僧职人员，本身也是船主们从国内招聘来的，船主们又是佛寺的大檀越、大施主，对船主们在寺内的主祀海神妈祖自然不敢违背。再则，自宋明以后佛教已与理学互相渗透、互相结合，释、道、儒及民间宗教信仰混合在一座寺庙里出现，在国内已是屡见不鲜，这种做法，当时由船主们把它带到长崎安家落户，也是情有所缘，并非异常。

由此可见，以妈祖作为长崎三佛寺创建初期供奉的主神，集中反映了当时长崎全体华侨即贸易商、船主、水手、明士大夫、文人的共同利益愿望，共同的心理状态特征。此种局面，大体存在到17世纪50年代左右。这个事实生动地说明，是人们按照现实的需要和自己的愿望，创造了神的形像和神的威力，并非有什么神的灵异和奇迹。

与上述信仰相适应，祭祀妈祖也成为当时长崎华侨社会最隆重的民俗庆典。当只有兴福寺时，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华侨们欢聚在兴福寺举办盛大的妈祖诞辰祭祀。“自福济寺、崇福寺建成后，定为每年三月、七月、九月二十三日由三个寺院轮流举办祭祀。⑿即便在元禄二年(1689年)，唐人坊(华侨被强制集中的居住地，日本称“唐人屋敷”)建成以后，在祭祀妈祖的一天，长崎幕府当局也准许他们出坊参加祭祀活动。⒀

(二)妈祖与佛教、道教混合信仰时期

17世纪50年代，清廷已入主中原，那些流亡移居长崎的明遗臣、士大夫、文人，自感“复明”已属渺茫，悲叹返国无期，自悯寄居异邦的辛酸遭遇。乱离之世，驱使他们寻求宗教来麻醉自己，聊补精神上的苦闷。他们感到虔敬妈祖这位纯朴的民间神祇，不足以满足他们精神上更多的追求，而宋明理学实质上与佛教的禅学一脉相承，尤其禅宗宣扬的“快速成佛”，更适合文人、士大夫的口味，于是他们当中一些担任通事的头面人物，与流寓长崎的同乡船主们商议，先后延聘一批国内禅宗寺院的名僧东渡长崎住持三佛寺，以弘扬禅宗(临济派)佛法。

1649年，由出身于漳州籍名医陈冲一长子、当时担任长崎大通事的陈道隆出面，经与泉州籍的船主商定，延聘泉州开元寺的名僧蕴谦戒琬东渡长崎住持福济寺。⒁接着，1654年，福州府福清县黄檗山万福寺高僧隐元隆琦，应崇福寺僧超然的再三邀请，在郑成功部众的护送下由厦门启航东渡长崎，先后在兴福寺、崇福寺开法，传授禅门大戒，弘扬黄檗宗风。后又于1661年在京都宇治开创日本黄檗山万福寺，成为日本佛教黄檗宗的开山祖师。1655年，泉州府晋江县的木庵性瑫禅师，应邀东渡于长崎福济寺开法。⒂ 1657年，福清县的即非如一禅师，应邀东渡住持长崎崇福寺。⒃

在此之后，还有许多学问僧纷至沓来，他们或辅隐元传法，或住持长崎四佛寺。他们不但精通佛理，而且博学多才，其中不少人对诗词、书法、绘画、篆刻、医学等造诣很深，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增进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至此，长崎华侨社会的三佛寺，禅宗的色彩日益浓厚，并归入了佛教临济宗(属禅宗系统)黄檗派的教门。又经过佛殿、禅堂等的兴建扩充和完备，大大提高了三佛寺的社会地位，遂成为长崎佛教的三大禅林，后又加上圣福寺，合称为长崎华侨社会黄檗宗的四大禅林。

自1654年隐元禅师赴兴福寺、崇福寺开法起，标志着长崎三佛寺由最初的以世俗的妈祖庙、关帝庙为主体，一变而成为以同乡的专职僧侣为住持的佛教寺院。⒄从此，妈祖在三佛寺中的主神地位，便被佛祖释迦牟尼所取代。尽管如此，至今妈祖神像依然供奉在长崎三寺(后来的圣福寺也一样)中。三佛寺中妈祖堂的香火，以及诞辰年节，依然受到维护和尊重。这方面的史实依据，我们可以从即非如一禅师生前给崇福寺的遗嘱《镇山门法度六则》中得到证明。《六则》中的第一则就规定：“三宝伽蓝(指三佛寺)妈祖香灯及诞辰年度供养如常。”⒅足见三寺虽然名义为禅宗寺院，但对于妈祖之奉祀及对世俗的节庆，道教的中元节等，均采取兼容并存的立场。佛教禅院本禁忌酒宴，如由隐元禅师开创的京都宇治万福寺，一进山门就写有醒目的布告：“不许荤酒入山门。”而长崎三寺中之妈祖、关帝及中元等各节庆之祭祀，则公然容许荤供馔宴。例如，即非如一禅师在崇福寺的《镇山门法度六则》的“第三则”中，就明确规定“……大商长者信心植福，檀樾居士为法相陪，必不责汝世礼也。”三寺这种禅俗混合的特征，正如日本著名华侨史学家内田直作教授所论断的，它体现了长崎唐三寺的性格，体现了作为中国固有的释、道、儒及民间宗教信仰混合的寺院性格。⒆这种佛、道与妈祖混合信仰，大体从17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维持到幕府末期安政五年(1858年)开关实行自由贸易时代为止。咸丰元年(1851年)，浙江籍“丰利”号商船来航长崎的《日记备查》，⒇为我们提供了该船在航行中祭祀妈祖及上岸后参拜长崎各寺庙等海商宗教生活的第一手记实资料。

体现海神妈祖与佛教混合信仰时期的一项重要的宗教仪节活动，就是举办神佛菩萨的迎送仪节。它出现的历史背景，与当时日本的严禁天主教信仰不无关系。 1638年，与长崎邻近的岛原、天草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被镇压后，幕府在全面加紧取缔天主教，同时下达“锁国令”。加强对长崎外来唐船、商客及船舶的盘查和监视，严禁天主教徒与天主教有关的书籍、宣传品、偶像崇拜物等入境。面对此严酷的形势，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利于华商的贸易开展，解除日方对天主教的疑忌，当时长崎的华商、船主们，利用三佛寺华侨共同信仰的场所，举行船舶进出港时隆重迎送神佛菩萨的仪节，即由三个佛寺轮流接供各入港的船只，将船上所供奉的诸神佛像(妈祖、观音、关帝、三官大帝等)迎入佛寺，暂时存放保管在妈祖棚内，俟神职及有关人员仔细进行审查，当船只要返航出港时再隆重送回船上。举办此项仪节旨在：1.进一步表明该船船主及商客之信仰，避免有天主教之嫌疑;2.因妈祖及观音之塑像酷似西方天主教的圣母玛利亚像，将诸神佛像迎入寺内，供神职及当局有关人员审查鉴别，[21]可达到澄清是非之目的;3.避免因船只入港随船人员上岸寄居，船上菩萨无人供奉香火，造成怠慢神灵，日后于行船不利。此项仪节，大约至幕府末期，随唐船入港的锐减逐渐废止。现在长崎大学经济学部文物室仍然保存了许多当年迎送神佛菩萨仪节时留下的妈祖塑像。

(三)唐人坊及会馆、公所时期的妈祖信仰

1683年清康熙统一台湾，翌年(1684年)开放海禁，使我国私商赴长崎贸易的船只激增。1685年入长崎的中国商船为77艘，1686年增至96艘，1687年上升到131艘，1688年猛增到177艘。[22]当时流寓和滞留长崎的商客、水手也不断增多。1688年竟达到9128人次之多。[23]据日本学者的记载，元禄年间(1688——1703年)长崎有中国人10000人，元禄九年(1696年)长崎总人口为64523人，[24]当时长崎的中国人约占长崎总人口的1/6。幕府从1685年开始对来航长崎的商船数目和贸易额实行限制。1688年起又对长崎的华侨居住实行严格控制，建立唐人坊，将来长崎之华商强制集中一处居住，加以管束。1689年唐人坊在长崎的十善寺村御茶园落成，共筑住屋20栋、商店107栋，并筑有围墙与外界隔绝，还配置监视员20人，专门看管华商的出入。[25]为了保持家乡的民俗信仰，1691年唐人坊内修建了一间土神堂，内祀土地公(俗称福德正神)。华商、船主、水手们平时未经许可不得走出唐人坊，为满足他们信奉妈祖的需要，过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于1736年才在唐人坊内建造一间小规模的天后堂，正中主祀妈祖，旁祀关帝和观音，[26]翌年又修建了一间观音堂。由此可见，在唐人坊时期对妈祖信仰的势头已明显减弱，下降至居于乡土保护神的土地神之后的地步。其原因是，从1715年起日本颁布新商法，对赴日唐船加紧限制，私商来航长崎大幅度减少，中日贸易每况愈下。后来在18世纪后期的一段时间里，专为清政府办铜的官商在长崎唐人坊中趾高气扬，民间私商当时已纷纷离开长崎回国，1784年居住在唐人坊内的华侨仅剩下892人。[27]此时留在长崎的私商船主，其经济实力与三佛寺创建初期那种叱咤风云、左右华侨社会的气氛已不可同日而语，故尔对妈祖供奉的虔诚程度，自然比往昔日趋淡薄。

大约在唐人坊设立后一百年左右的18世纪末，在长崎华侨社会出现一些地缘性的会馆和公所，其中比较突出的便是18世纪末由旅居长崎的泉漳帮华侨所建立的“八闽会馆”。它的确切创立年代，已无法查考。今留下唯一的证据，就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长崎泉漳帮华侨集资把八闽会馆扩建为规模宏伟的“星聚堂福建会馆”时，遗留的《重建长崎八闽会馆碑铭》。该碑铭记载：“八闽会馆始建迄今殆百余年之久，为我帮商旅公议之区，良辰宴会之所，由来久矣……今更号曰福建会馆，以克全省均泽也……光绪二十三年。”[28]此方碑铭十分珍贵，它既载明长崎福建会馆的由来和创立年代，又回答了八闽会馆的创立是在比福建会馆早百余年的18世纪末。因当年在八闽会馆和福建会馆内供奉妈祖，故至今长崎的华侨还称坐落在馆内町的福建会馆为天后宫。在天后宫的正门顶上有一块题字“桑梓万里”的匾额，落款为光绪二十三年，至今仍保存完好。

何以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末，八闽会馆和福建会馆内要供奉妈祖?因为当时旅居长崎的华侨以闽籍的侨胞居多，而其中有不少是船员和水手，他们以擅长航海技术著称。因此，在八闽会馆和福建同乡会馆内供奉妈祖，一方面反映了航海职业者们的精神寄托的心理要求;另一方面，妈祖出生于福建湄洲岛，供奉她旨在加强地缘性乡谊，增强同乡之间的乡土感情和凝聚力，通过共同的神缘关系，增进同乡之间文化上的认同感。信奉妈祖成为联络同乡侨胞的一根坚韧的纽带，有效地促进同乡会馆内部的敦睦团结。

(四)中华会馆时期的妈祖信仰

日本从安政五年(1858年)开始，准许开放下田、函馆、神奈川(横滨)、长崎、新泻等港口，实行自由贸易。1868年2月，神户也正式开港。 1871年日中签订修好条约。于是原来居住在长崎的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安徽等省的华侨，纷纷移居横滨、神户等港口城市经商。面对当时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关系迅速发展，商业领域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长崎移居横滨、神户、大阪、函馆等城市的华侨逐渐增多，往日长崎作为旅日华侨集中地的地位，便被横滨、神户所取代。为了加强相互联系，协调各帮之间的利益，侨胞们深感必须打破地域帮别和省籍的界限，求大同之团结，建立全体华侨之自治团体，于是日本许多大、中城市的中华会馆和关帝庙便应运而生。

1873年，横滨的侨商集资建立中华会馆，内设有关帝庙，[29]主祀关帝，旁祀天后圣母和门官神。1888年，神户华侨捐资兴建了关帝庙，正中祀关帝，左旁祀妈祖，右旁祀观音。[30]1892年，神(神户)阪(大阪)中华会馆在神户落成，内设有关帝庙供奉关帝。1893年，在神户的神阪中华会馆西侧，增筑了崇祀妈祖的天后宫。1910年，由北海道函馆华商捐资建造了中华会馆，建筑风格为庙宇式，华丽庄严，内设关帝庙奉祀关帝。

上述横滨、神户、函馆诸中华会馆和关帝庙的创立，与二百多年前的船主不同，它们是由财力雄厚的巨商发起、集资建成的，落成后也是由各所在地的富商组成董事会负责管理营运，开展活动。富商巨贾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他们尊崇关羽的忠勇、宽厚、仁义、智信的美德，并将其升华为商业保护神、财神。崇奉关帝为主祀的最高神祇，供奉在中华会馆的关帝庙中，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据日本秋田大学副教授山下清海1979年在横滨华侨社会的实地调查，发现横滨华侨“主要是信奉商业神关帝，各家在店内均有供奉”，“在1923年关东大震灾前，横滨最大的祭祀便是在农历五月十三日祭祀关羽，现在仍然还有在关帝庙举行小规模的祭祀活动的”。[31]

面对日本“重商主义”的影响，妈祖航海保护神的地位，不仅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机械动力设备轮船的出现，使旧时人们笃信神明灵验保佑航船的迷信观念不攻自破，而且昔日主祀妈祖海神的至高地位，也被关帝商业保护神、财神所取代。此时，妈祖已下降为庙内关帝的陪神，而且其原有的神性也发生变化。横滨、神户的富商们供奉妈祖，已不再作为航海保护神，而是视为商业保护神来供奉的，祈求妈祖保佑商业兴隆、财源茂盛。至于函馆的关帝庙则没有供奉妈祖，现今横滨、神户的华侨同乡会馆，仍然在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三日举办小规模的祭祀关帝诞辰的活动，至于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的妈祖诞辰祭祀已不再举行了。

目前，唯独在日本华侨的发祥地长崎的福建同乡会，仍然把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的妈祖诞辰祭祀列为每年的年中行事，沿袭不衰，然而其规模和盛况均不如盂兰盆会节。现将1989年长崎福建同乡会在崇福寺举办的年中行事列表如下：[32]

二

妈祖的信仰，也随着华侨的南渡遍布于南洋各地。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越南、菲律宾等地，都建有供奉妈祖的庙宇。其中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比较典型。例如，在马来西亚，建于马六甲的青云亭、宝山亭和槟榔屿的观音亭(广福宫)都有奉祀妈祖。在新加坡的天福宫、粤海清庙、琼州会馆内的天后宫、兴安会馆所属的天后宫、林厝港亚妈宫、林氏九龙堂等，都供奉妈祖。限于篇幅，这里只着重论述马六甲的青云亭以及新加坡天福宫、琼州会馆内的天后宫的妈祖供奉和信仰问题。

新马历史最悠久的一间华族庙宇是创建于1673年坐落在马六甲的甲板街的青云亭。[34]根据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的重修碑文记载，它是由反清复明的义士马六甲第一任华人甲必丹郑芳扬和第二任甲必丹李君常所倡建的。[35]起初青云亭的规模很小，被称为“华族难民的庙宇”。 [36]1704年由第四任甲必丹曾其禄倡议进行重修，建立大殿，后来又经过数次的重修才形成今天的规模。青云亭的正殿主祀观音，左右配祀关帝和妈祖，偏殿崇祀孔子和杂神，亭后另有一所宽大的纪念堂，安置甲必丹曾其禄(他是李君常的次女婿)的塑像和郑芳扬、李君常等历任甲必丹和亭主的灵位。[37]可见，青云亭是一座以信奉观音为主，兼祀关帝、妈祖、孔子及其他杂神，佛、道、儒、民间信仰混集一起的综合性庙宇。1685年马六甲的华侨为了纪念李君常的功绩，在青云亭立了一个“颂德碑”，这是现有青云亭最古的碑刻。其碑文记载：“公讳为经，别号君常，银同之鹭江(今厦门)人也。因明季国祚沧桑，遂航海而南行，悬车此国……”[38]证明李君常是在明朝覆亡之际逃难到马六甲的。曾其禄生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成年时代正是郑成功在厦门和台湾进行反清复明活动的时期，南渡后被委任为第四任甲必丹，后于1718年逝世。立于1706年之“曾公(其禄)颂德碑”有“……公少有大志，卓荤不群，遭沧桑故避地甲邦……”。现藏于青云亭的曾其禄之神主有“避难义士”的称号。

上述事实证明，明末清初时有大批明朝遗臣和遗民逃难海外，有些落籍在马六甲。清廷虽于1644年推翻了明朝，但郑成功在福建台湾的反清复明活动直到1683年才被平息。因此当时福建(尤其闽南)人的反清复明的意识颇为强烈。青云亭时期历任甲必丹及亭主皆出自福建帮，因此可以肯定青云亭乃马六甲福建帮的总机构，同时青云亭亦为历任甲必丹及亭主之治所，治理马六甲华人事务，它是领导全马六甲华人的最高机构。[39] 1824年英国从荷兰人手中接管马六甲后，就废除甲必丹制度。马六甲的福建帮社会只好自行选出“青云亭亭主”，以维持其领导机构。“直到1917年亭主制度被废除后，青云亭才变成一间普通的神庙。”[40]

另一座以信奉妈祖为主神，在南洋华侨、华人社会中有深远影响、历史久远的大庙堂，便是坐落在直落亚逸街的新加坡天福宫。它是由新加坡的福建籍大富商陈笃生、薛佛记等捐资建立的。1839年开始兴建，至1842年落成，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天福宫的正殿崇祀航海保护神妈祖，殿之东堂祀关帝，殿之西堂祀保生大帝，殿之后寝堂祀观音大士。宫的左右各有楼阁一座，其左为“崇文阁”，是新加坡最早的一间华文学塾;其右是“庆会”，为土生华人(峇峇)的组织。

据传，在1810年(嘉庆十五年)时，已有人在天福宫的原址设坛奉祀了。1821年，天福宫的原址已发展成一间小土庙，香火日盛。1842年天福宫落成后，此处便成为来航新加坡者必到之处。“凡是南来或北归的华人，都把船舶碇在宫前，然后到宫内拜祀天妃，祈求海不扬波，平安返国。”[41]

天福宫内至今保存有三块石碑，其中两块《建立天福宫碑记》，刻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详细记录了当年捐资建庙者的姓名。中有七十多个“某某鸼”、“某某船”和“某某双层”的名字，这些均为舶主的大号，他们共捐了6588元，而当年的首富陈笃生一人捐3074.77元，薛佛记捐2500元，为捐资最多的两笔。陈笃生不仅是19世纪40年代新加坡华族社会及福建帮的首领，同时也是天福宫的大董事。在天福宫内的众多匾额中，有一个悬挂于正殿中最高处的“波靖南溟”，这四个字出自光绪皇帝御笔，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赐的。在正殿入口处，有“显彻幽明”一匾，是1886年中国派驻新加坡的第一位领事左秉隆所题。[42]我们从以上献匾的历史人物来看，足以证明天福宫在当年新加坡华族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了。在19世纪时，一间这样高地方色彩的庙宇，是团结同乡人非常有效的媒介，天福宫是当时新加坡福建帮总部的所在地，福建会馆的前身。1860年福建会馆才成立，最初也附设于天福宫内。

在新、马华人社会供奉妈祖不亚于福建籍人士者，便是琼州籍人士了。1857年，由新加坡琼籍出身的韩亚二、王志德等发起组织琼州会馆，馆内设有天后宫。琼州会馆的地址最初设在小坡吗拉街六号，1879年始迁至美芝律47号现址。该天后宫的建筑材料均由海南岛用帆船运载而来，所有的技工亦来自琼崖。该天后宫的正中供奉天后圣母(婆祖)，右侧祀昭烈108兄弟神，左侧祀南天水尾圣娘。昭烈108兄弟神，乃是最初108名新客从海南岛前来南洋，他们所乘的帆船在七洲洋中不幸遇狂风巨浪，整船人被打翻沉没海底。此后，琼籍人士在南来的帆船上均祭祀108兄弟神。南天水尾圣娘的由来，据天后宫的庙祝说是有一位渔民在海滨下网捕鱼，每次下网都捞起一块木头，那渔民便许愿说：“如果给我捕到鱼，就把这木头当神来膜拜。”果然灵验，他一下网便捞起一大网的鱼。为了实现诺言，后来他便把这木头雕塑为神像进行崇拜。此后，居住在海滨的渔人也都供奉此神了。[43]

在新、马各地的地缘性会馆内兼祀妈祖的，除了福建莆田籍的兴安会馆外，便是琼州会馆了。凡新、马的琼州会馆，每处都和天后宫联在一起，馆内必附设天后宫。莆田籍人士虔敬妈祖，缘于莆田县湄洲岛是妈祖的出生地。琼籍人士之所以虔敬妈祖，是因为海南岛居南海中，飓风之患，几乎史不绝书。海南岛沿海的居民又多以捕鱼为业，渔船在海中遇到狂风恶浪，唯有祈求妈祖保佑。所以，琼州各县都建有天后宫，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也创立琼州会馆并兼设天后宫。

三

上述日本华侨的妈祖信仰，对比南洋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族的妈祖信仰，表现出哪些主要的异同点?

(一)相同点方面：

1.无论是日本或新、马，妈祖作为航海保护神，绝大多数是设在释、道、儒及民间宗教、混合信仰的综合性庙宇中奉祀的。即便在少数是以天后宫命名的庙宇中，其宫内除供奉妈祖外，同时也供奉关帝、观音、三官大帝等别的神祇。这种多元性的神谱混合的宗教信仰，代表了海外华侨、华人最基本、最普遍的宗教信仰观。而这一重要特征，是由华侨从国内家乡直接传播到海外的。

2.无论在日本或新、马，这些奉祀妈祖的多元的综合性庙宇，往往都成为华侨自治团体的雏型和前身，许多早期的地缘性会馆和华侨自治团体，就是在这些庙堂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如马六甲的青云亭、新加坡的天福宫、日本长崎的唐四佛寺，即是如此。

3.无论在日本或新、马，华侨、华族和同乡会馆对妈祖的供奉、祭祀活动，都成为联络同乡感情、增进乡谊、促进同乡团结的十分有效的一根纽带，成为文化认同感的组成部分。

4.无论在日本或新、马，从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华侨、华族是尊妈祖为航海保护神进行崇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重商主义”的影响，从19世纪后期开始，妈祖的神性已被引伸为商业保护神和财神了。当今海外华侨、华人的祭祀妈祖活动，目的在于联络感情、文化认同、怀念故乡、怀念和热爱中

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并作为社交活动的一种形式。

(二)不同点方面：

1.日本长崎的兴福寺创建于1623年，而马六甲的青云亭创建于1673年，对妈祖的奉祀传入长崎比之马六甲正好早半个世纪。

2.在日本长崎，17世纪华侨对妈祖的信仰，或多或少曾受到幕府禁止天主教信仰的影响，而在南洋新、马则没有。

3.在马六甲，1673年在青云亭创建过程中，明末的“义士”、华侨社会的绅士(如郑芳扬、李君常)扮演了主要角色。故他们奉观音为主祀，以妈祖为旁祀，反映了封建文人兼富商的思想意识和心理要求;而在日本长崎，在1623—1629年三佛寺创建过程中，船主则扮演了主要角色，故他们在三佛寺的妈祖堂或青莲堂中，奉妈祖为主祀，以关帝和观音为旁祀，反映了船主、水手

航海职业者们的思想意识和心理要求。

4.在日本长崎三佛寺创建后的最初30年里，妈祖信仰曾成为长崎三个帮别(三江帮、泉漳帮、福州帮)全体华侨的崇奉的主神，后来才被佛教黄檗宗所取代，而在新、马则没有出现此种情形。它只在福建帮总部所在地天福宫和琼州会馆的天后宫内，形成以崇祀妈祖为主神的格局，未能囊括新加坡的全体华侨。

5.在新、马地区，有许多的天后宫(如新加坡的天福宫、琼州会馆内的天后宫等)，其庙宇建筑富丽堂皇、壮观。相形之下，日本长崎的妈祖堂、天后堂则显得平凡、单薄。其主要原因在于两地华侨经济实力和财力上的差别。

注：

①刘国柱：《湄洲祖庙连四海》，《瞭望》周刊1987年第46期。

②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三十;又见(日)《长崎县志》。

③〔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80年，第621页。

④〔日〕内田直作《日本华侨社会的研究》，东京出版，1949年，第67—68页。

⑤〔日〕宫田安《长崎崇福寺论考》，长崎文献社出版，1975年，第20页。

⑥〔日〕内田直作《日本华侨社会的研究》，第51页。

⑦〔日〕山本纪纲《长崎唐人屋敷》，东京出版，1983年，第81页。

⑧据日本学者宫田安在《唐通事家系论考》一书中记载，长崎崇福寺兴建时，

其中的海天门建造，其全部费用系由福清籍船主林太卿、林守殿父子捐资的。宫田安在《长崎崇福寺论考》第334页中记载，崇福寺的梵钟铸造时捐资者计29名，共捐资554两银，其中福清籍船主魏之琰一人捐资150两银，居首位，福清船主何高材捐50两银。

⑨〔日〕宫田安《长崎崇福寺论考》，第18页。

⑩〔日〕宫田安《长崎崇福寺论考·序》。

⑾〔日〕内田直作《日本华侨社会的研究》，第68页。

⑿〔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693页。

⒀〔日〕山本纪纲《长崎唐人屋敷》，第292页。

⒁〔日〕宫田安《唐通事家系论考》，长崎文献社出版，1979年，第26页。

⒂〔日〕山本纪纲《长崎唐人屋敷》，第158页。

⒃〔日〕宫田安《长崎崇福寺论考》，第31页。

⒄⒅⒆〔日〕内田直作《日本华侨社会的研究》，第68—70页。

⒇〔日〕松浦章《中国商船的航海日志》，见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1985年，第247—268页。

[21]同注⒄，第72—73页。

[22]〔日〕岩生成一《近世日中贸易数量的考察》，载日本《史学杂志》62—11，不过岩生成一把从南洋诸国启航入长崎的唐船，均统计在由中国驶入长崎的商船数内，笔者这里将其剔除，故与岩生成一的统计数字有异。

[23]〔日〕大庭修《江户时代的日中秘闻》，东方书店1980年版，第30页。

[24][26]〔日〕原田正路、中西启《世界史中的长崎》，东京出版，1971年，第55、 225页。

[25]〔日〕山本纪纲《长崎唐人屋敷》，第221页。

[27]〔日〕《通航一览》，卷204。

[28]宋越伦《留日华侨小史》，台北出版，1953年，第13—14页。

[29]〔日〕经济新闻社编《华侨——商业民族的写真》，东京出版，1981年，第180页。

[30]〔日〕神户新闻社编《华侨的真实面貌》，神户出版，1987年6月，第161页。

[31]〔日〕山下清海《横滨中华街在留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日〕《人文地理》第31卷第4号，1979年出版。

[32]长崎福建同乡会《1989年崇福寺年中行事》。

[33]类似筹备小组的机构。

[34][35][36]林孝胜《革创时期的青云亭》，引自柯木林、林孝胜《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南洋学会出版，1986年，第41、42、51页。

[37][38][39][40]骆静山《华人宗教与华人社会》，引自骆静山《宗教与礼俗论集》，马来西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出版，1985年，第53、59、197页。

[41][42][43]林孝胜、张夏帏、柯木林、吴华、张清江、李奕志合著《石叻古迹》，1975年，第50、51、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