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祖信仰跨出国门而迈向世界，主要是靠华侨的虔诚传承。反言之，大多数华侨也是以妈祖信仰为精神支柱而勇敢地跨海出洋去谋生创业。所以，妈祖信仰与华侨社会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这一信仰对所在国文明建设也有一定的影响。最早关注此课题的是韩槐准教授，他曾于1941年在《南洋学报》上发表《天后圣母与华侨南进》一文，但限于历史条件，韩文只涉及星马地区的调查。近年来，亦有许多学者发表关于妈祖信仰在海外传播的论文，但一般侧重于介绍各国的妈祖庙。因此，拙文拟从妈祖信仰与华人会馆的结合及对所在国的影响上，进行初步归纳，并从中揭示妈祖信仰的普世价值。

一、华侨传承妈祖信仰的历史概况

（一）在东洋日本的传承

    华侨在外国传承妈祖信仰有史可稽的，是始于明太祖赐福建三十六姓移民琉球。这批华人集中居住在那霸附近的久米村。据清代三十六姓后裔蔡世清《久米村记》：“久米村一名唐荣，即古之普门地。明太祖赐唐人三十六姓聚居于此，故曰唐营，又以显荣者多，故曰唐荣。国王厚其禄，世其糈，故取世禄之义，曰久米村。”这三十六姓华裔后来大都成为琉球的贵族阶层，也是积极传承妈祖信仰的群体。久米村的天妃宫建在半山上，因称上天妃宫。这座天妃宫创建于明初，在宣德八年（1433）柴山《千佛灵阁碑记》中已明确记载：“于是重修宏仁羔济之宫。”而此“宏仁普济之宫”乃永乐七年（1409）明成祖所赐天妃庙额。天妃宫“其正中为天妃神堂，其右为关帝位座，其左为久米公议地”。可见这是最早的天妃宫与宗乡会馆的结合。惜此庙已毁于太平洋战争。

    继琉球之后再向东传播的国家就是日本，其源是明嘉靖后期（即日本天文、永禄间）由从事海运贸易的中国商人把妈祖信仰带进九州岛的长崎港。早期进入长崎的唐船商帮主要有三江帮（江苏、江西、浙江）、漳泉帮和福州帮。他们所创建的妈祖祠堂后来衍化为著名的长崎三唐寺。其原因是由于元和、宽永之间（1615-1643）日本当局严禁天主教传人，并规定唐船的神像必须送到日本寺院查验。因而，唐人为避免天妃圣母被混同于天主教圣母而招致麻烦，便干脆把早期所建的天妃祠堂改建为佛寺，并聘请中国僧人为住持，以便借佛教之名行天妃崇拜之实。有关长崎唐寺和唐人坊及福建会馆的妈祖堂建造史略如下：

    兴福诗（俗称南京寺）：元和初（1615），由江西吉安人欧阳云台购地建别庄兼设天妃祠堂。元和六年，江西浮梁人刘觉来长崎，因坐事，削发为僧，隐居妈祖堂，充当住持，法号真圆。宽永九年（1632），由释如定（默子）开始募建为佛寺，至宽永十八年建成，并获得当局的认可。如宽永十九年（1642）传达大将军告示称：“本寺虽属妈祖香火道场，实乃祝国焚修、摧邪辨正之伽蓝也。”兴福寺佛殿有右边建“海天司命”堂，主祀天妃，配祀关帝和三官大帝。堂前置钟鼓楼，钟楼上有古钟一口，铭文曰：“宽永庚辰十七年上浣之吉，肥前长崎东明山兴福寺沙门如定、如空，司募缘首张洎、张维垣、陈廷诤、何高材等，信士陈瑗、何其良，今村太卫兵。”可见此钟是如定募建兴福寺时所铸，几位司募缘首当即三江帮的海商兼功德主。

    福济寺（俗称漳州寺）：据延宝二年（1674）合十撰《重兴分紫山福济寺记》：“本朝正保间，有道人缚茅以居，奉天妃圣母香火。诸夏商人罹风浪者，祷祝于此，辄有神应。”说明1644年，福济寺开山之初仍以妈祖为主祀。福济寺完成向佛教转化，是待到庆安三年（1650），当时泉州安平紫云山开元寺僧蕴谦戒琬来长崎卓锡，应聘为福济寺住持，遂大兴土木，护建寺宇。福济寺鼎新之后，妈祖等神像被移祀于圆通殿，与观音、关帝合祀。福济寺及妈祖殿堂均毁于太平洋战争，但其石刻及神像资料尚存。

    崇福寺（俗称福州寺）：据《长崎图志》：“崇福寺，在火光寺左仑山 名圣寿山。宽永九年，明人王、何、林、魏诸大商施，僧超然建。即祀天妃，正保元年重建。”《崇福寺开创历代住持事实》亦载：“宽永九年岁壬申，福州诸旧檀越禀王允许，开建祝国道场。于乙亥年始兴殿堂也。”也就是说，崇福寺是四家福州籍大船商以“祝国道场”的名义申请布施，至1635年由僧超然主持改建为佛寺。这四大施主是王心渠、何高材、林太卿、魏之琰，其中王为福州人，另三人皆福清县人。崇福寺的妈祖堂建在佛殿之后左。

    圣福寺（俗称广州诗）：此寺略晚于以上三唐诗，开山僧系漳州籍华侨陈朴纯（1640年东渡长崎，娶当地孀妇西村定月院为妻）之子陈道胖，后出家为僧，法号铁心，剃度于木庵性王舀 （晋江人，1655年东渡）。延宝元年（1678）募建圣福寺，院内另设妈祖堂，由一位珍居士塑妈祖、水仙王为镇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