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塘村老一辈的华侨，过去在美国就是过着这样的艰苦生活。当时他们并不存在发大洋财的奢想，他们最大的要求仅是渴望在海外渡过一段艰苦的岁月，赚上点钱寄回去养家，待祖国有了较好的生产、生活条件时，便回国与家人团聚。但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奴役者的鞭笞下，他们终日劳碌，不但入息无几，有的还因水土不服，操劳过度而死在异乡。山塘村最早一批往美国的十五名华侨，就有谢社德等五人死于美国西部。谢龙、谢永羡等十人受尽奴役、鞭笞，节衣缩食积蓄了一些旅费，于一八八三年先后由美回国。但在旧社会，他们到头来也落不得一个好结局。像那青壮年时代便出国谋生的谢龙，在一八八三年带着衰老的身躯回到故乡，娶了一个寡妇为妻，一年后，这个寡女因嫌他年老家穷，出走了。他只得招了一对壮年夫妇回来作儿媳，以继承香灯，但不到两年，这对壮年夫妇又不辞而别。谢龙因感怀身世孤零，竟于一八八九年悬梁自尽。像谢龙一样，解放前山塘村的二十九户侨户，就有十一户惨遭家破人亡。

　　山塘村侨乡的形成，是开平县广大侨乡历史的典型缩影。尽管海外生活艰难困苦，命运莫测，但在过去满清封建皇朝与国民党的腐朽统治下，越来越多的破产农民为了求生，冒着生命危险，背乡离井，抛妻别儿，漂流到海外去。开平县已故的旅美爱国侨领司徒美堂先生，就有过一段痛苦的回忆。这位十四岁就到美国去做苦役，劳碌奔波了六十多年的老华侨，在《祖国与华侨》一书里叙述了当时华侨出国的悲惨情景：说起中国人留美，是在一八四八年(道光二十八年)左右开始的。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听老华侨说：“那时是乘坐桅船，航程从三、四个月至半年没有一定，快慢要靠天气，华侨自携咸蝦酱佐膳，日久都生了蟲。抵岸时胡子几寸长，眼深而黑，海洋上浪大如山，许多人熬不过风浪，抱着桅杆，从香港哭到旧金山，得到平安上岸，恍如隔世了。

(二)

　　开平县之所以成为侨乡，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产物。在旧中国，开平广大的劳苦农民颈上架着“三把刀“：地租、税收、坐监牢。全县占总户数百分之五的地主阶级，却拥有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而占总户数百分之六十的贫苦农民，占全县土地不到百分之九。残酷如削骨刀的地租，百分之百利息的高利贷，数不清的苛捐杂税，使农民受于“一穷二饿三抽丁，四走五乞六卖田，七丢孩儿八吊颈，九受压迫十分凄凉”的悲惨境地。在家无田耕，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听说“金山好捞”，就只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

　　特别是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当时满清政府与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在中国取得政治、经济上种种特权，他们掠夺中国的资源，占领中国的市场，摧残中国的手工艺，破坏中国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导致中国农民大批破产，并趁机把这些破产农民拐骗出国，作为发展资本主义的廉价劳动力。英、美、西、葡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沿海和香港、澳门一带，大量招募华工，他们组织了贩卖人口公司，以种种手段拐骗劳动人民充当“契约工人”(即“猪仔华工”)到海外去开矿、垦荒、筑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