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为了发挥海外华侨的力量，清政府有没有制定什么具体政策？

    张应龙：清政府华侨政策的改变，其主要内容包括：在海外设立领事馆，保护华侨；展开交涉，保护华工；诱导和吸引华侨捐赠和回国投资；在海外推行华侨教育；设立中华总商会等。十九世纪后期，还不时派遣专使出访海外，慰问华侨。其中，几次派北洋舰队访问南洋，对振奋华侨的信心、争取华侨的向心力起到很大的作用。清政府还在海外卖官鬻爵来拉拢人心，甚至公开在新加坡报纸上做广告，把各个品级的价格都登了出来。虽然都是些虚衔，但华侨还是非常看重，因为他们大多出身贫寒，有了钱买了官之后，谁知道他是种田的？这就能光宗耀祖了。当时有一个最典型的是，新加坡一个叫章芳琳的华侨，他先后买了11个官衔，不仅给自己买了，同时也给子孙们买了。当时，每当清朝官员去海外考察，捐了官的华侨都会穿着朝服按照品级列队欢迎，非常气派。清政府这种卖官的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想利用华侨，但它在客观上加强了华侨和清政府的关系，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清政府在海外的政治代表。因此，孙中山到海外鼓吹革命时，他们不反对就不错了，你让他们支持是有难度的。

    思想：从维新启蒙到革命鼓动

    开始，更多的华侨是接受维新变法的主张。只是随着国内革命形势高涨，尤其是维新派本身出现问题之后，才有越来越多的华侨加入革命的行列。

    南都：华侨身处海外，按理说，能更多接触到西方现代文明。为什么他们看上去甚至比国内很多地方还要更加保守？

   张应龙：对这个问题要客观全面地看。华侨社会是分阶层的。下层华侨大多出身贫寒，既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接受过什么新思想的熏陶，和普通的中国农民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华侨在海外也大多从事体力劳动，比如采矿或种植等，通常都是聚居在一起，跟当地人没有多少接触。那时也没有现在这么多报纸、电视可看。吃完饭，也就抽抽鸦片打打麻将。只有居在城市、认得一点字的才可能接触到新思想，如果是在乡村开一个小杂货店，跟外界也没有什么交流。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就开始有组织地排华，把华侨的活动范围挤压在唐人街之中，使得华侨跟外界的交流基本上很少。华侨也看不懂英文报纸，整个生活方式和在国内几乎没有区别，他们对西方文明的接触主要表现在感官方面，对西方文明的真谛是不太懂的，把华侨抬到很高的位置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想象。当然，一些较好融入当地的华侨，主要是华商和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当地出生长大的华侨，接受西方思想会多一些，但他们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不是很热心。

  南都：那华侨的思想是如何开始改变的呢？

    张应龙：华侨刚开始时是不太接受革命思想的，孙中山在越南宣传革命时就有人当场大骂孙中山大逆不道。孙中山到别的地方开展革命活动也遇到障碍，并非一帆风顺。最初吸引海外华侨关注中国命运的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华侨普遍有忠君爱国的思想，在他们看来，康有为、梁启超至少代表了皇帝的正统。维新派在海外继续鼓吹救亡图存、民族振兴、忠君爱国等主张，很受华侨的欢迎。华侨经过比对，看到中国的腐败和落后，所以希望中国能变革。康有为、梁启超推行维新变法，让他们看到了中国改革的希望。维新变法后来虽然失败了，但维新变法的思想在华侨中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康有为流亡海外后，受到海外华侨欢迎，纷纷给他们经费。所以对革命党的颠覆活动，他们是不大支持的。像当时美国、加拿大的华侨比较多，孙中山到美加宣传革命，响应者寥寥。相反，加拿大、美国成为维新派的大本营，康梁倡导成立的保皇会就是在加拿大成立的。又如，檀香山是孙中山首先成立兴中会的地方，可是几年之后，檀香山落入维新派手中，兴中会趋于低落，甚至连孙中山的哥哥孙眉都加入了保皇会。

    南都：看来维新派对海外华侨的思想启蒙起到了不可抹杀的作用。

    张应龙：对。维新派到海外后，发现华侨社会仍然非常闭塞、没有文化。于是他们开始在华侨中提倡发展新式教育，提倡移风易俗、学习西方文明，海外第一所华侨学校日本横滨大同学校就是康有为命名的。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华侨中开始有人投入到政治讨论当中。维新派通过在报刊杂志上讨论中国的命运，鼓吹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批评西太后顽固保守，推动了更多华侨来关注中国的命运。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华侨对于中国的认同———要知道，在这之前，华侨是没有国家认同的，大多数人只说自己是广东人、福建人、台山人，根本不知道中国不中国。经过维新派的鼓吹，华侨才开始慢慢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有了民族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