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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移民夏威夷的历史考察

发布时间：2013-12-19   作者：《香山文化》   来源：《香山文化》   浏览次数：
 
　　珠江三角洲的移民遍及海外各地。而中山市较集中地移入夏威夷，则由于乡情吸引的结果。移入夏威夷的华人中，最早发迹者多是中山人，尤以陈芳为杰出。陈芳于1849年从香港贩运中国商品到夏威夷发售。始时货物遇火而曾一度亏损负债，但凭其勇于进取的精神，精明的头脑和经营有方，很快转亏为盈。他看准正在兴起的蔗糖业是一具有广阔前景的行业，便投巨资于此业，终于大获成功，成为华人在檀香山的首富。他的成功和才干，使他成为檀香山社会的杰出人物。基于他的财力和声望，他广交在檀香山的有势力的各国人士，乃至檀香山王室贵族，并成为华侨社团的领导人。最能表明他在檀香山之社会影响的是，1856年华侨社团在他的领导下，为檀香山的架咩霞咩霞王第四及其新娘开一盛大舞会。这一盛事博得王国的好感。1857年，他与后来接任国王的卡拉鸠之义妹结婚，并于同年加入土籍。他为其妻所建的富丽堂皇的大厦，成为当时达官显贵集会，乃至讨论重要社会、政治问题之场所。由于他的妻子与1874年登基的卡拉鸠王有义兄义妹之关系，他在政治界亦成为知名人物。1879年，他是华侨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为夏威夷王国之贵族。郑君烈：《檀山华侨》，檀香山中华编印社1957年版。他先后创办的国芬蔗园、庇庇娇糖榨(Pep-eekco Sugar)和程植合开的“芳植记”，都是檀香山著名的企业。由于受清政府在1878年11月8日旧金山委任总领事的鼓舞，檀陈芳故居外景
　　香山华商在陈芳倡议下向驻美、日、秘三国公使陈兰彬上书，要求派遣一位领事。王亮：《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五。基于陈芳的声望和号召力，光绪五年(1879年)，陈兰彬公使奏准任他为商董，1880年兼任领事，颜清湟著，贺跃夫等译：《苦力与官员》，新加坡大学出版杜1985年版。负责管理夏威夷的侨务。他的官邸首次升起了中国的国旗。他的成功对其故乡香山县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陈芳在开办蔗糖业过程中,曾与其他华侨商人回国招收华工。他主张对这些华工平等对待，反对奴役虐待。郑东梦：《檀山华侨》，檀香山华侨编印社1929年版，第38页。“商董兼领事衔时期之情形”条载：“陈国芬（即陈芳)在檀倡设客商会馆及国芬蔗园，有人招工150名，工人抵檀香山，闻国芬糖榨总管苛待工人，不肯承工，遂致闹事，彼此争执。陈公使兰彬闻之，遂撤销陈国芬差使，陈国芬因而撤销客商会馆。”关于他的总管苛待工人一事，同陈国芬主张不符，似非属他之旨意。至于总管苛待工人一事导致撤销陈国芬领事之职的说法，经同Robert Paul Dye先生商讨时，得益于他甚多。看来，这仅是表面的导因，更深层的原因有俟日后专文探讨。除吸收到自己的蔗园工作外，又出面为这些华工与其他种植蔗园主签订契约。他对香山人移民夏威夷在心理上的影响和实际作用，都是不能低估的。
 
　　继陈芳之后任商董和领事者为程汝楫(即程利)，也是香山人。他是一位经营商业兼种植业的巨商。1870年，他回香山携带儿子和乡亲前往檀香山。尔后，每隔数年回乡一次，每次都带亲戚朋友同往。他任领事期间，为维护华侨利益，不辞劳苦。檀香山政府颁布对会人苛例，多赖他据理力争而驳除之。19世纪80年代，轮船经檀香山，每年四五次，每次载来华工数百人之多。他皆下船照料，妥当安排上岸。郑东梦：《檀山华侨》，檀香山华侨编印社1929年版。此外，香山县人在檀香山发迹而足以充当华工靠山者，还有程直、陈宽、孙眉等等。他们也同陈芳、程汝楫一样，回乡携带亲属故旧前来檀香山。郑东梦：《檀山华侨》，檀香山华侨编印社1929年版，《闻人录》统计，全书198名“闻人”中，中山县人占140名。从此也可见中山县在檀的华侨，无论社会、经济实力，均占绝对优势。例如，孙眉，1871年随程名桂、郑强等赴檀香山依母舅杨文纳，后辟地千数百亩，牧畜垦殖，兼营商业，因而渐至富厚。1876年夏威夷政府以他经营有方，成效卓著，特许他多招华工来檀香山。于是他趁1878年回家娶亲之便，在翠亨村招徕乡人，一时应者甚众。他便租一大帆船载招徕的乡人数百人同往。总之，由于陈芳等人之成功，其事迹口碑相传，故乡人多以檀香山为谋生圣地，自动前往投靠。
 
       在种植园工作的华工大都聚居在一起，形成一个个华人村。契约合同工在期满后可离开农场改营别业，乡情犹如黏合剂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年深日久，终于形成唐人街。80年代初，华人成立中华会馆，负责处理华人社区内部争执和纠纷，充当华人社团和当地下府的居间人。华人在夏威夷的处境，虽然也曾发生过一些令人遗憾的事情，但总的说来，还是好的。因有陈芳、程汝楫等人对乡人的极力提携、关照，本已蓄意往海外谋生的香山人，以檀香山为移入地，蜂拥而去就不足为奇了。陈滚在《八十自述》中写道：“十八岁(1884年)时，有叔品连，自美国归，具道从兄金满旅旧金山、培发旅檀香山近况，更详道美、檀事业之盛，心向往之，亟欲前往谋生为快。老父嘉余志而笑许之。”次年，他取道旧金山抵檀，终成华人在檀香山富商之一。从他的自述，可见当时香山县人民对檀香山之羡慕，并以到该地谋生为快之心态。一人在檀香山一旦立足，便相互吸引而去，有如雪团一般，愈滚愈大。这是为什么香山人在檀香山占绝大多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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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898年檀香山并入美国之后，因受美国移民法的限制，华工不能再迁往夏威夷了。美国早在1880年便已要求与清政府签订了一项移民条约，规定华工被限制或暂时停止入境。1882年美国会又通过禁止华工入境的法律。规定10年以内，中国人除学生、教员、官吏、商人及旅行家外，概不得入美国之境。1892年，美国会又通过议案，继续禁止华工渡美。1894年复签订中美条约，规定10年之内禁止华工入境。至1904年条约期满，中国政府虽宣告该条约失效，但美国禁止华工入境反而较往日为甚。基于美国政府一系列的禁止华工入境的法令、条约之限制，1898年之后，新去者不能入境；回国省亲者虽持有回头纸，但再来之时，亦受移民局之种种刁难、苛待，盘查诘问有如囚犯。一语不合即被拒绝登陆，或判决离境。故自1898年至1900年两年内华工已由27817人降至23500人。20世纪初，仍有日渐消减之趋势(详见表2)。20世纪20年代之后，华侨人数之所以有回升之势，是因华人自身繁衍之故。
三
　　移民檀香山的香山县人，一直同其“根”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表现为在侨居地主体上坚持故乡的伦理道德和民风习俗，尤其表现在与故乡、祖国休戚相关、患难与共。这种浓郁的乡情观念，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的。
 
　　“祖也者，吾身之所出，犹木之根也”。程一枝：《程典》卷十九。不忘其“根”，是华人传统的共同心态。香山县的居民，是以南迁的中原民族与土著少数民族融合而成的。北方的民族自中原而迁江浙、江西、福建，继而多经南雄而移居香山。虽已经历七八百年，但对其“根”未曾忘怀。不忘其根的观念并不因迁徙海外而泯灭。在中国境内，无论移徙何处，“皆我疆域”；所遇之居民，都是炎黄子孙，“皆我族类”。在移入地，容易确立安家立业的思想。他们到檀香山则有所不同，他们浮寄孤悬于异域，四顾茫茫，举目无亲，生死存亡，悉由天命。他们本是抱着碰运气、谋生的思想前往的。一位华工(香山人)19世纪在美国三藩市附近天使岛上被审讯、囚禁之地留下诗句云：“日用所需宜省俭，无为奢侈误青年；幸我同胞牢紧念，得些微利早回旋。”成露西：《美国华人历史与社会》，《华侨论文集》第2辑，1982年。这种出洋谋利的思想是共同的。因此，除营商者外，稍有积蓄，便思归故里，省亲娶妻，一叙天伦之乐。每年归乡，肩指相望，踵趾相接。从1852年至1882年间，回乡者达4000多人。寄钱养家和回乡省亲，视为情之必至，理所当然。据《檀香山采风记》作者于1900年估计，每年从薪金中汇款回家者约有银洋240余万元。按当时在檀香山华人计，每人汇银洋已达约百元。许多人既不娶土妇，又不携妻同住。唐人街多单身汉的社会结构本身，也促使他们与故乡保持密切的联系。华工寄回的侨汇，除少部分用来改善家庭的耕作条件外，大部分投入生活性的消费。由于这些货币投放市场，对促进侨乡商品经济的繁荣是起了作用的，但因每笔侨汇金额甚微，又因在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下，民族资本主义实业难以抬头的条件限制，不能用“积米成山”的办法，集资开办实业，以使之转为产业资本。因而，它也就不能在发展生产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不忘其根”，还表现在主体上保持家乡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社会风习。唐人街，可谓是移植中国乡族制度的社区。早在1882年，程汝楫就已创立中华会馆作为华人的乡族组织。尔后，又按地缘或血缘成立各种联谊组织。1891年，隆都人已组织“从善堂”，其他各都(除榄都和黄旗都外)也相继成立各自的乡谊会。高民川：《中山华侨与檀香山的开拓发展》(未刊稿)。按姓氏组织者如彭氏宗亲会、李氏敦宗公所等，也继之而起。这些组织，既可联络乡情，又可为内部排难解纷。故乡的伦理道德和社会风习是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执行者是大大小小的乡族组织的长者。19世纪六七十年代，陈芳在华侨华人社区犹如家乡长老的角色，遇事多以他一言为定。80年代程汝楫继他之后为唐人街的首领，凡事也是唯他旨意是遵。大大小小的组织中，只要其领袖出来一呼，虽不明事情的真相，众人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种团结赴难的精神和举动，同华人社区内会党组织的作用亦有关系。从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到语言口音，都在唐人街被保持下来了。1950年有人撰写观感道：“那里华侨的乡音，社会风俗和特性包括风采，差不多个个是中山县人。”《广东中山华侨》第2卷第3期，香港，1950年。乡族观念使华工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但却往往流于宗派，而不利于群体间的交际和团结，从而易招猜疑与嫉妒，加深彼此间的矛盾。
 
　　如果说宗法思想导致华侨华人对故土亲属承担抚养责任，并移植乡族制度于唐人街的话，那么乡情观念就使其对家乡、对祖国怀抱执着的爱恋之情。
 
　　在檀香山的华侨，身在海外，心怀桑梓。每当祖国有难，便解囊捐输，毫不吝惜；对家乡的善举，诸如修桥铺路、兴学赠医、救灾赈饥等，也无不踊跃输将。据刘振光《檀山华侨》一书记载，为祖国、家乡捐输的款额：1930年美金5154648元;1931年美金2262845元，洋银12310元;1932年美金7697595元，洋银2613925元，港币1000元；1933年美金7988045元,洋银5092272元。
 
　　尤其可贵的是，华侨以祖国的兴盛安危同自己的命运联系一起，他们飘零异域，愈受无强大祖国为后盾作保护之苦，奋起复兴祖国之情愈烈。返归祖国的华工，带回他们在海外所接受的近代化思想和技术，造福桑梓。自幼往檀香山的孙中山，则滋“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领导数十名华侨在那里建立兴中会，发出“振兴中华，挽救危局”的呼号。檀香山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为了中国革命，檀香山华侨输财出力，乃至捐躯就义，皆在所不辞。据不完全统计，1895—1912年间为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经费，先后捐助美元8000元，银洋63255元。尤堪称道的是孙中山之胞兄孙眉。他乃“茂宜岛大畜牧家，牧场广千数百亩，有茂宜王之称”，为了筹备革命经费，“便以每头六七元之价贱售其牛牲一部，以充义饷”。邓松威(又名萌南、三伯)参加兴中会后，为跟随孙中山起义，“尽卖其商店及农场，表示一去不返决心。”檀香山巨商杨昆之子杨仙逸，在美国学会航空技术后，回国追随孙中山革命，并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孙中山以檀香山为据点，将革命的火种扩播于美洲、南洋、日本各地，故土神州大陆之能够推翻帝制，创建民国，檀香山侨胞之功不可磨灭也。
 
　　民国建立之后，檀香山华侨纷纷持一技之长，返回祖国服务。据郑东梦《檀山华侨》记载统计，从民国建立后至1929年间，回国从政者55人，从商者38人，从医者6人，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者28人，从事工业、交通业者7人，共145人。侨商在国内开办商业者如上海大同有限公司，投资达300万大洋。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振兴中华贡献了力量。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山县在檀香山的华侨爱国爱乡之情，益加浓烈。笔者1988年春曾到檀香山华侨较多的中山县隆都作实地考察。几年来，隆都华侨(包含檀香山以外的华侨)和港澳同胞捐款折值人民币800万元，创建学校12间，医院1座，宾馆1座，铺筑纵横贯穿隆都的水泥路一条；投资折值人民币1300多万元，创办来料加工厂76间；又投资2000万港币，创建宝珠工业新村。到处厂房林立，田园碧绿；妯娌从工，昆仲种养，各展其能，勤劳致富。工农业之成就，日新月异，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现在，中山正作为珠江三角洲的“四小虎”(即中山、东莞、南海和顺德)之一，崛起于南粤，华侨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匿名网友 于 2014-10-22 19:00:06 评论道:
优美的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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