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倾财兴学的陈嘉庚与深受其影响的陈六使和李光前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若论对马新华社之影响力，无人可与陈嘉庚(1874-1961)比拟。陈氏对国家社会，无论乎宏观微观，都有过人的贡献。杨进发是研究陈嘉庚成绩最突出的学者。他曾撰写过英文专书《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 (Tan Kah-kee：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共三百多页的巨著(此书有李发沉的中译本)。6 杨氏编著有关陈嘉庚的书尚有《陈嘉庚研究文集》及《战前的陈嘉庚言论史料与分析》等。7 他以丰赡的史料，公正的史笔畅论陈嘉庚如何为振兴中华而努力，从不言悔。当时的儒商，有些偏于建学校及其他硬体设备的微观建树；有的则只着重争取政策上的民族平等，教育平等的较宏观目标。陈嘉庚却兼而有之。他倾财兴学之举，具有远大的眼光和抱负，8 即以教育救国。他说：“诚以救国乏本，亦只有兴学之一方，纵未能立见成效，然保我国粹，扬我精神，以我四万万民族，亦或有重光之一日”。“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系者，惟此方兴之教育，未死之民心耳。”这位大公无私的伟人，在企业、教育和政治各方面，都有非凡的成就。他曾带动马新华人，步随中国政治的演变，与之结成不可分割之关系，加速马新华社的政治化，并领导两地的华人对民族，国家和文化更加关心与忧虑。所以毛泽东曾经赞誉他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9

    陈嘉庚祖籍福建同安集美村。在家乡接受九年私塾教育，对儒家经典中的做人道理与价值观念，不但心领，而且赏识。十七岁时奉父命出洋至其父杞柏所经营之顺安米店学习商务。三年后，又奉母命返乡与张宝果结婚。于1898年及1900年复两度返乡处理母亲丧葬等事。1903年他第四度出洋赴新加坡。当时，其父亲事业失败，家道中落。经过果敢打拼数岁，他终于在1907年将父亲所欠债务还清。他经营的商业起初有米业、黄梨种植业、黄梨加工业、树胶种植业。树胶加工制品业、船务运输业，后来兴建饼干厂，肥皂厂，中药厂等。1925年，他从各业所赚取的利润虽达八百万元，不过由于他在教育及其他公益事业所付出的款项钜大，终于使其商业王国倾圮。

    对于教育和公益事业的义捐，陈嘉庚总是慷慨豪爽，从1904年至1934年，他捐予新加坡的款项共约四十二万元，包括英华学校三万元，莱佛士学院两万元，各小学，华侨中学及赈灾等。他除了自己出钱外，还领导很多筹捐运动。在国内，他大力发展集美学校，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师范，直办到水产航海、商业专科、国学专门学校等。随后又认捐一百万元开办厦门大学，作两年开支，复认捐经常费三百万元，作十二年开支，每年廿五万元。为了使厦门大学及集美学校之经济有可靠来源，他请律师订下遗嘱以安排交移各项财产，将南洋之所有不动产皆捐作集美学校永久基金。对厦大他可谓倾注了满腔热血，10 独自维持十六年。十六年之后，才交予南京教育部及闽省政府接办。林文庆便因受到陈嘉庚之感召，放弃其本身在马新的事业以及数百万元资产，在1921年6月，亲赴厦大出任校长之职，以襄助陈嘉庚兴学伟举。

    陈氏发展闽南教育二十余年，至1937年，共捐出教育费八百余万叻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十佘年间，他继续捐献教育之费，约达两三百万叻币。故其一生在中国办教育所捐献之款项超过一千万叻币。11

    自称是政治门外汉的陈嘉庚，为时势所驱，曾义无反顾地参与政治斗争，为国为民而鞠躬尽瘁。他参加同盟会，也曾为孙中山筹募五万元，并于1911年领导福年他领导华侨抗敌动员总会，遂成为英殖民政府接受与承认的政治领袖。根据陈氏的估计，从1937年至1942年，整个东南亚地区之华人为赈灾救难汇回中国之款项约达五十五亿三千万元国币。这项庞大的外汇，加强了国府的储备资金，避免了中国金融货币全面崩溃。他的“南侨爱国无党派”政治信念，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只要对中国有贡献者，他都支持；若有对中国不利者便成其矛头所指而口诛笔伐的对象。

    陈嘉庚曾经和政治领袖，包括英殖民地政府总督，中国军政长官诸如蒋中正，周恩来，毛泽东等周旋论政，并赢得他们的尊敬。他的教育救国对马新也影响深远。他成了华社所敬佩与学习的对象。他身边的一些侨领如陈六使，李光前等受他这方面的影响更大。